在重慶建川博物館展廳內，一幅尺幅不大的畫作靜靜掛于墻上(見圖)。閃閃暖燈下，父親背對觀眾，高舉幼子；母親注視嬰兒，笑容溫婉；一只花貓蜷伏于地，似在傾聽人間歡騰。畫幅左側一行小字——“日本投降后三日，子愷書贈”。這便是國家一級文物——豐子愷的《勝利之夜》。

乍看尋常，畫作卻如一個窗口，照見一個民族的浴火重生。

1945年8月10日，重慶酷暑難耐，一棟青磚灰瓦的平房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播音員潘永元顫抖著扭開送音開關：“各位聽眾，現在播送重大新聞……日本無條件投降!”這則消息如閃電劃破漫漫長夜，響徹云霄，山城瞬間沸騰。

史料記載，那夜的重慶宛如熔爐：民眾如潮水般涌上街頭，素不相識者握手擁抱，吼聲、歌聲、鑼鼓聲交織；餐館里禁酒令形同虛設，猜拳聲徹夜不絕，商店高掛“慶祝勝利，八五折廉價”的布招……狂歡的聲浪中，豐子愷位于沙坪壩的陋室燈火通明。平日謙和的友人破門討酒，他翻出珍藏佳釀，眾人喧鬧至深夜兩點。待客人離去時，已是夜深人靜。豐子愷輾轉難眠，思緒如潮。

女兒豐一吟在回憶錄中寫道：“他想起了被毀的緣緣堂……想起了慘敗的日本的命運，想起了奇跡般地勝利了的中國的前途……”這位以“緣緣堂”為精神家園的畫家，以筆為槍，創作《漫畫日本侵華史》控訴暴行，始終懷抱“人間情味”的哲學。

三日后，豐子愷揮毫潑墨，將心潮凝于《勝利之夜》。畫中無宏大場景，僅一家四口與一貓，卻暗藏深意：父親舉子，喻民族新生；母親含笑，示堅韌守望；幼子伸手，指未來希望；暖燈照耀，意味光明重現，花貓安臥，象征久違和平。豐子愷常以簡淡筆墨包裹生活哲思，此畫一反往日風趣，以背身父親強化情感張力，讓觀者代入“舉杯邀明月”的狂喜。題字“日本投降后三日”，恰是歷史的精準錨點。

《勝利之夜》僅是重慶歡慶的序章。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廣播傳來，市民敲打臉盆、搖鈴吶喊，將城市變成“聲響的海洋”；9月2日，日本在“密蘇里”號簽署投降書，重慶滿街貼上V字紅標，鞭炮柏枝售罄；9月3日，解除警報長鳴10分鐘，五六萬人的游行隊伍從較場口出發，人流塞巷，彩燈徹夜不熄——防空照測隊的探照燈、商號的霓虹與川劇鑼鼓交織，將夜空燃成白晝。

豐子愷的畫筆外，歷史細節更顯壯闊：美國記者白修德在《中國的驚雷》中描述，農民挑著蔬菜進城，只為“看一眼勝利的模樣”；學生撕碎課本折紙飛機，上書“自由”……這些碎片拼出民族的集體療愈，戰爭曾讓重慶承受200余次轟炸，直接傷亡3萬余人。

《勝利之夜》最珍貴之處，不在于其技法繁復，不渲染悲壯，而正在于它以樸素技法和平凡場景，以日常溫情直抵人心，記錄了這個光輝的永恒瞬間，濃縮了一個偉大民族的心靈史詩。建川博物館專家指出：“‘日本投降’4字，是人世間最美妙的詞匯。畫作是抗戰精神的微縮，更是重慶作為英雄之城的鐵證。”

八十載時光流轉，重慶的狂歡夜隨長江東去，但《勝利之夜》的墨色未淡，反因歷史沉淀愈顯厚重，如琥珀封存時光。當我們駐足《勝利之夜》前，畫中明燈仿佛仍在提醒：珍視和平，自強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