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瘋狂

當代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的這部新作（意大利語版2021年出版，中譯本2025年出版），再次讓我關注西方世界一種極為特殊的文化現象，即本文標題里的“瘋狂”。不過，這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瘋狂，而是一種罕見的“神圣的瘋狂”（divine madness，或更準確地譯作“屬神的瘋狂”）。此種“瘋狂”往往落在詩人、藝術家和哲學家身上，當他們完成了最緊張的智識活動、最激烈的精神創造之后，突然被一種無可名狀的“瘋狂”攫住，出離凡人的日常理性世界，余生仿佛被某種高于人類理性的神力護佑著。這其中最奇特的一位，正是德意志大詩人——荷爾德林。

根據時人的記載，1802年夏，30出頭的荷爾德林開始出現狂躁癥狀，此后數年，他的精神逐步失常，陷入“瘋狂”。盡管如此，他依然創作了最后一批頌歌和哀歌，并著手翻譯他最喜愛的古希臘詩人品達及悲劇家索福克勒斯。這幾年間，詩人的病癥愈發嚴重，遂于1806年被送往圖賓根的精神病院，但翌年即被一位好心的木匠接出病院，安置在自己的住所，位于內卡河畔的一幢塔樓里，并在那里度過余生，直至1843年去世。令人稱奇的是，塔樓里的荷爾德林應一些訪客的請求寫下了不少短詩。

荷爾德林

圍繞詩人精神錯亂的原因和真實性歷來眾說紛紜，“荷爾德林之狂”也成為德意志乃至西方精神史上的一個謎團。阿甘本的新作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發人深省的解釋。由于荷爾德林在塔樓上度過了36年漫長的歲月，期間曾有不少仰慕者來訪，留下了大量的回憶文字，此外還有當時的公文、親友的書信以及荷爾德林這一時期的詩作（統稱“塔樓之詩”）。通常的傳記對荷爾德林的“塔樓生活”一筆帶過，例如晚近的一部，由當代傳記名家呂迪格·薩弗蘭斯基為紀念詩人誕辰250周年推出的《荷爾德林傳》（何俊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出版），用了一章（第十六章）的篇幅來記述這段時期，但對日常生活的描寫只有寥寥幾頁（見中譯本第284—290頁）。相比之下，阿甘本卻用了全書的主體部分“編年史”，對30多年的“塔樓生活”進行逐年的記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將許多“塔樓之詩”全文錄寫于可能的創作年份之下。當我循著“編年史”看似單調重復的進程，伴隨著來訪者的回憶文字，吟詠這些樸質雅素的詩篇，一再深深為之觸動，宛如聆聽著一首布魯克納交響曲徐緩而深沉的慢板樂章。我不禁思忖：寫下這些“塔樓之詩”的詩人或許才真正地進入了“詩性地棲居”？而“荷爾德林之狂”恰恰是神明惠賜的護佑，正如他翻譯的索福克勒斯《埃阿斯》所言：“神圣的瘋狂是他的居所”？

詩性地棲居

“詩性地棲居”這個說法，來自荷爾德林的名言“dichterisch, wohnet der Mensch auf dieser Erde”，在國內早已家喻戶曉，通常譯作“人，詩意地棲居于這片大地”。不過，“詩意”一詞過于遷就中國文化的思維習慣，“詩性”才更接近荷爾德林所要表達的意思。阿甘本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來思考“荷爾德林之狂”的主題，借此提出他所要探討的根本問題：人如何詩性地棲居？

何為“詩性地棲居”？首先我們要知道，西方文化自古希臘人開始便有著極強的文類意識，尤其對詩歌種類的意識。一方面，古希臘詩人開創了西方世界大多數的詩歌種類，如史詩、抒情詩里的頌歌、哀歌及牧歌、悲劇和喜劇；另一方面，古希臘哲人思索了這些詩歌種類各自的特性和相互關系（大成于亞里士多德《詩學》），以及不同詩歌種類與人的情感和心理狀態乃至存在方式之關系（大成于柏拉圖《理想國》）。這兩方面都為18世紀下半葉至19世紀上半葉的德意志古典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所繼承，且被極大地深化。詩人如歌德、席勒、諾瓦利斯及荷爾德林，哲人如黑格爾、弗·施萊格爾、叔本華及尼采，對各種詩歌種類的差別、特征、相互關系、高低之分進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討。其中最富哲學意味的問題或許是：哪些最基本的詩歌種類能夠為人之存在賦予意義，成為人之存在的基本范式，史詩、悲劇還是喜劇，抑或抒情詩里的哀歌或頌歌？它們當中的哪一種能賦予人之存在最高的意義？概言之，這個問題關乎人的詩性存在。

德國格拉夫利舍公園里荷爾德林的紀念碑

荷爾德林畢生的詩歌創作正是對這個問題的回應。他的小說（相當于古代的史詩）、悲劇、哀歌和頌歌，每一個詩歌種類都探索著現代人的一種詩性存在的范式。他的名言“詩性地，人棲居于這片大地”也要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此處強調的“詩性”，不是隨便哪種含糊其辭的“詩意”，而是統攝了基本的詩歌種類及其所表征的人之存在的基本范式（即史詩、悲劇、喜劇、哀歌和頌歌）。荷爾德林最終放棄了悲劇《恩培多克勒》的創作，轉向宏大的哀歌和頌歌，又回到古希臘，翻譯索福克勒斯和品達，隨后陷入“神圣的瘋狂”，而在他后半生的36年里，還寫下不少“田園詩”。“田園詩”是完成了劇烈的沖突、高度緊張的詩歌創作活動之后，最終的澄明之境么？是這個為眾神所離棄的世界里，人之“詩性地棲居”的最后范式么？阿甘本對“荷爾德林之狂”的思考，提出了這樣一種全新的可能性。

關于中譯本

最后，不得不對我讀到的中譯本略贅數語。翻譯阿甘本這部力作，理想的譯者至少要掌握意大利語和德語這兩門語言，即作者的母語和論述對象荷爾德林的母語。中譯本封面和扉頁上都赫然印出意大利語原書的標題，但只消翻閱幾頁，讀者便會發現，中譯本是從英譯本（2023年）轉譯的。這倒也情有可原。但作者和責編都沒有想到把這個事實告知讀者，因為翻遍全書，找不到翻譯依據的底本信息。既然譯者不諳意大利語，那他至少應該略識德語吧，我想。然而不然。粗粗翻閱全書“序”的前三四十頁，德語拼寫錯誤之多令人咋舌，簡直到了橫沖直撞無所顧忌的地步。例如對德語元音變音符視而不見（全書俯拾皆是，如第16頁、第18頁、第23頁注2、第24頁，等等），拼寫上的魯魚亥豕更是層出不窮（例如第34頁、35頁、第41頁，尤其是注2，等等）。最離奇不過的錯誤是不識德語卻硬性音譯，如第23頁“關于荷爾德林的《品達呂伯特拉貢》”，幸虧譯者隨手給出原文的好習慣挽救了讀者（卻也暴露了譯者自己），因為括號里注明“Pindaru——應作ü，這是無視變音符的又一個例子——bertragungen”，翻一翻辭典就能知曉，übertragungen是德文“翻譯、譯作”的意思，這里應該譯成“《品達譯作》”。此外，各種錯譯和中文表達舛誤觸目即是，例如“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一書”（“檻”第1頁，斜體以示錯誤所在，下同）、“《萊因家庭之友的寶眷》”（“檻”第5頁）、“好奇的談話”（“序”第5頁）、“我明天我會告訴你”（第7頁）、“本雅明在海林格拉特《譯者的任務》一文中提出”（第23—24頁）、“如果歌德能夠把《赫爾曼與多蘿西婭》稱為《漢堡里的田園詩》”（第41頁）、“‘恩培多克勒的理性’”（第42頁）。再如，第8頁圖5的德文字樣不難辨識，明明寫著“Wem sonst als Dir”，翻譯過來就是“除了你還能題贈給誰”，插圖說明卻硬說成“刻有蘇塞特·貢塔爾字樣的《許帕里翁》副本”。以上所舉例子，都是在閱讀過程中隨意發現的，并沒有把譯文和原文對照著校讀。此外各種硬傷，不一而足。可見這個中譯本，無論從翻譯還是編校質量來說，都已堪稱劣質的樣本了。

《荷爾德林之狂——寓居生活編年史》，[意]吉奧喬·阿甘本 著，藍 江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