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任何一個地方你都可以輕易地再回來，而拉薩卻像是在世界之外，如此地遙不可及。離開拉薩猶如夢中的幻影消失，卻不知它是否還會重現。”一百年前，意大利學者朱塞佩·杜齊曾這樣感慨。因為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較為晚近，西藏歷史一直籠罩在一片神秘的煙云中，再加上獨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自然環境，自20世紀初開始，西藏學已經成為國際“顯學”。

最近這70年，現代考古學進入西藏高原，完全改寫和重建了西藏史前史，文物考古的實物形態提供了觀察西藏歷史與社會發展進程最為直接的證明資料。

距今10多萬年至5萬年，人類已經從不同的方向和路線，按照不同的生存方式和步驟踏上青藏高原。從藏北高原的尼阿底遺址，到川西高原東部的四川稻城皮洛遺址，再到西藏西部的夏達錯遺址，這些近年來新發現的高原舊石器時代的遺存，顯示出文化的多樣性和交融性。

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所長、四川大學教授霍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西藏高原為全人類提供了“高原文明”獨一無二的世界樣本，科學的考古證據也提供了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從舊石器時代直到新石器時代以及其后各個歷史時期，西藏的文化和文明都與內地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系，其發展軌跡始終朝著東向發展，其“文化底色”從一開始便打上了濃厚的東方印記。

霍巍

西藏考古有三個階段

《中國新聞周刊》：西藏考古始于20世紀初，那時主要是西方學者對這一地區的探險和考察活動，他們當時主要做了哪些事情？

霍巍：如果要回溯西藏考古百年歷史，我們還得從西方學者進入西藏從事一些考古工作談起。這些西方學者中，最知名的是意大利藏學家杜齊，他的考古工作雖然比較零散，而且以地表的采集為主，基本沒做什么考古發掘，但是至少開啟了對文獻以外西藏的認識。過去，研究西藏的學者們主要是利用文獻，而杜齊注意到了西藏的墓葬、大石遺跡，還有一批早期金屬制品。我們考古學把遺物和遺跡這兩類統稱為遺存，杜齊通過考古遺存來研究古代社會，跟考古已經非常接近了，他應該是在西藏地區最早開展此類工作的西方學者。杜齊有一本書叫《穿越喜馬拉雅》，中文翻譯為《西藏考古》，我們最早進入西藏考古的學者，差不多都利用過這本翻譯的著作。

從敦煌出土的藏文簡牘，也是西方學者最早開始對它們進行研究。后來藏學之所以成為一門國際“顯學”，跟這些古老文書流傳到西方，被西方學者所研究闡釋，有很大關系，這些都為后來的藏學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

《中國新聞周刊》：西藏的現代科學考古發掘應該是從1979年卡若遺址發掘開始的，那么西藏的考古大致分為哪幾個階段？

霍巍：如果把外國學者開啟的初步調查作為西藏考古的第一個階段，那么第二個階段就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內地學者和西藏本土學者攜手，基本摸清了西藏文物遺存的家底，有了很多重大發現，簡單說，就是“一個點兩個面”。“點”是童恩正先生主持的昌都卡若遺址發掘，可以說揭開了現代意義上西藏科學考古的序幕。這次發掘，確定卡若遺址是一個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時代村落，這就讓西藏的遠古歷史第一次有了一個坐標點。“兩個面”是西藏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文物普查，“兩普”的一批重大發現從舊石器時代一直拉到了各個歷史時期，而且在門類上填補了很多過去的空白。例如發現了后來名聲很大的昌果溝遺址，后來對昌果溝進行的科學發掘，出土了青稞，這是青藏高原考古第一次發現青稞的地點。例如發現了皮央和東嘎石窟群，這是西藏第一次發現石窟寺。“兩個面”可以說初步搭建了西藏文物遺存時空框架，把時間、空間這兩個維度的考古遺存，初步摸清了。

第三個階段就是21世紀之后，西藏考古全面開花，尤其近些年，西藏考古被納入國家主導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項目中，據我所知，現在“考古中國”有80多個項目都在西藏開展。

在昌果溝遺址的一處巖畫中，日月符號與動物紋交織為一體。圖/四川大學西藏考古隊供

獨一無二的世界樣本

《中國新聞周刊》：根據目前的考古成果，人類是什么時候登上西藏高原的？他們怎么生活？

霍巍：史前人類什么時候踏上西藏高原，這是全世界的熱點問題，過去因為沒有足夠的考古材料支撐，這個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近些年，我們在西藏發現了很多有地層關系的舊石器時代遺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尼阿底遺址，這是西藏首次發現的具有確切地層和年代學依據的舊石器時代遺址，保留著目前青藏高原最早的人類生存證據。

幾年前，又發現了梅龍達普洞穴遺址，這是青藏高原西部發掘的首個史前洞穴遺址，也是世界范圍內海拔最高的超大型史前洞穴遺址。尼阿底在曠野，梅龍達普是洞穴，看來最早的高原人群選擇了不同的居住方式。梅龍達普洞穴遺址第一期遺存出土的石制品和動物化石，初步測年數據顯示該期遺存早于距今5.3萬年，有學者進而推測“甚至可能早至距今10萬年左右”，這是西藏考古在近年取得的重大突破。至少，我們可以說在5萬年前，高原已經出現了狩獵采集的人群。

現在，我們正在開展分子生物學研究，分析這些舊石器時代的人類來自哪里，從什么地方進入高原的，這對于研究舊石器時代的人類歷史，是非常重要的進展，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中國新聞周刊》：舊石器時代考古已經取得了重大突破，那么新石器時代呢？

霍巍：新石器時代遺址，過去我們只有卡若遺址，最近10年，我們相繼發現了一批散布在青藏高原東部、中部、北部等各個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它們的年代大約在5000年到3000年前，這些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了小米、小麥，說明這些先民已經是農業民族或者叫半農半牧，他們能夠種植農作物了，同時進行漁獵、放牧。這些人群不再像舊石器時代的人群一樣，漫游在青藏高原，新石器時代出現了永久性定居的農業村落。

（這種情況）在考古學上叫新石器時代革命，為什么用革命這個詞？因為正是永久性的定居，讓這些新石器時代遺址出現了很多藝術創造，他們制作陶器，制作裝飾品。例如四川大學考古隊在夏達錯遺址，發現了距今8000多年的磨制石針。石針很細，帶針眼，說明那時候的人們已經縫制衣服御寒，甚至可能是愛美的。這不僅將青藏高原的史前文明推至了一個新的高度，更揭示了西藏西部早期人類的精湛工藝和生活狀態。

石針 圖/四川大學西藏考古隊供

《中國新聞周刊》：他們和內地有交流了嗎？

霍巍：有啊。這一時期的高原人群已經和黃河上游以及西南三地的人群都有交流了。比如卡若遺址、曲貢文化遺址都出土了玉器，這兩個遺址出土的彩陶也與甘肅臨洮馬家窯文化發現的彩陶有相似的地方，這都是與黃河上游甘青地區新石器文化之間密切聯系的證據。卡若遺址、瑪不錯遺址還發現了海貝制品，西藏是不臨海的，這一定是通過遠程貿易獲得的，他們跟更遙遠地方的人群也有交流。

和世界各古代文明及中國內地史前文化發展路徑一樣，西藏高原的史前人類也經歷了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和鐵器時代（只是根據目前的考古資料，在西藏這兩個階段還不能完全分開，統稱其為“早期金屬器時代”）這幾個大的發展階段。大約在公元7世紀前后，西藏高原各部族逐漸形成統一的吐蕃王朝，并創立了文字、城堡和地方性政權，借鑒中原和周邊民族的文明成就形成各種制度文化，進入有史可載的西藏歷史時期。

從目前可以觀察到的西藏從史前至吐蕃時代考古學文化的發展軌跡中，我們既可以感受到來自中原、北方、西南等周邊區域對西藏所產生的持續不斷的吸引力，也同樣能感受到西藏在自身發展過程當中對于這些地區越來越強的向心力。正是在這兩種力量的交互作用之下，西藏發展的軌跡始終圍繞祖國內地旋轉，而不是朝著其他方向。

《中國新聞周刊》：西藏考古一直是一門國際性的“顯學”，為什么這么受關注？

霍巍：西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區，長期被認為是“人類生命禁區”。西藏考古的科學發現，用大量實物證據打破了這一神話：舊石器時代的“丹尼索瓦人”很可能是最早適應高海拔地區氣候條件的人群之一，其生命機理中已經開始具有抗高寒、缺氧等特殊基因，為人類生生不息、世世代代定居雪域高原奠定了生物學基礎。

早期踏上并定居高原的人群在物種的選擇、培育、傳播等各個方面都發揮出極大的智慧，從引進少水抗旱能力極強的粟作，到更大范圍傳播和種植大麥品種之一的青稞，人們在高寒條件下最終確立了以青稞為主食，輔之以豌豆、小麥等作物的農作物體系。人們所熟悉的青稞酒和酥油茶、被譽為“高原之舟”的牦牛等馴化的動物，都是高原文明的特產。

直到今天，人們之所以對西藏高原情有獨鐘，正是因為西藏高原為全人類提供了“高原文明”獨一無二的世界樣本。無論是從人類體質特征還是文化特征上，在中華母親乳汁的滋育下，（西藏高原文明）既具有和中華各民族相同的“文化基因”，又產生出高原文明獨有的品質，以其獨特的宗教、哲學、歷史、民族、語言、文學、藝術傳統成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大家庭中的一員。而考古學，恰恰可以從生物學到人類學、社會學進行溯源，將早已消逝的歷史加以重新發掘、梳理與再現，對這個“樣本”做出生動而豐富的闡釋。

來源：網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