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馥的學生信息表，1928年。 胡一川藏。

《挑夫》，夏朋，木刻，12.7×15.6cm，1934年。

《饑民》，胡以撰，刊于《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特刊》，1931年。

“藝為星火:一八藝社的時代檔案”展覽海報。

在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昌崗校區的2號展廳里，一張泛黃的入學檔案靜靜陳列。表格上“姚馥”兩個字筆畫清秀，照片里的少女眼神明亮——這是1928年考入國立藝術院雕塑系的17歲浙江姑娘。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后來改名“夏朋”的青年，會成為中國革命美術史上的烈士；更鮮有人知，她與一群同齡藝術青年組成的“一八藝社”，早在近百年前就用刻刀劃破了藝術的象牙塔，在國難當頭的歲月里，寫下“為人生而藝術”的滾燙宣言。

日前，在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開展的《藝為星火:一八藝社的時代檔案》，第一次系統梳理了這個中國首個左翼美術學生團體的完整軌跡。近百年后，當觀眾在多媒介年表前駐足，看著那些從檔案中打撈的名字、輾轉保存的木刻、穿越時空的信件，仿佛能聽見一群青年在西湖之畔的吶喊——那聲音穿過歷史塵埃，依然振聾發聵。

策展人肖珊珊表示，此次展覽應該算是近百年第一次做“一八藝社”團體的展覽，也是第一次細致梳理“一八藝社”團體成長歷程的展覽。在中國美術學院的校史梳理中，該社團常被視為學校最早一批青年覺醒與共產主義思想實踐的重要象征。然而，由于“一八藝社”活躍的歷史時期為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正值抗戰前夕，時代動蕩，文獻和作品保存條件有限，相關歷史資料，特別是美術史研究中，更存在諸多空白。該社團成員的藝術作品大多未能完整留存。我們所熟知的歷史是魯迅先生開辦的木刻講習班是新興木刻歷史的開始，而實際上“一八藝社”對于木刻的實踐早于這個講習班，甚至存在一定的關聯性。所以這個“一八藝社”檔案式的開題更是希望通過展覽實踐反思部分主流歷史書寫的習慣，讓歷史書寫更多地關注細節。  

從蘇白堤到拱宸橋:藝術青年的現實轉向  

1928年3月，西湖邊的國立藝術院迎來首批學生。這所由蔡元培倡導、林風眠主持的藝術學府，最初回蕩著“為藝術而藝術”的理想主義。雕塑系學生姚馥愛打網球、彈琴，西畫系插班生胡以撰(后改名胡一川)總帶著吉他與南洋同學彈唱，他們和同期入學的陳焯堃、沈福文等青年一樣，沉浸在石膏像與油彩的世界里。

轉折發生在1929年冬天。在“一八藝社”的作品觀摩和學術研討會上，姚馥與胡以撰因藝術見解相識。這個由廣東籍學生陳焯堃、陳耀唐等發起的社團，起初只是探討繪畫技巧的小團體，但彼時的中國正經歷著“國難當頭與文藝更新的歷史交匯”——“九一八”事變的陰影漸濃，左翼思潮在青年中暗流涌動。

1930年5月21日，這群學生在西湖之畔改組社團，正式成立“一八藝社”，現在大家熟知的李可染、王肇民、沈福文、汪占非、盧鴻基等知名畫家也是社團成員。肖珊珊介紹“‘一八藝社’是我國第一個由中國學生在校內成立的、帶有左翼思想的美術團體，所以是具劃時代意義的學生社團。”學生們在社團宣言中寫道:“要使藝術與人生成為不可互相缺少的連系”，毅然走出蘇白堤，走向拱宸橋。這不是簡單的名稱變更，而是藝術立場的徹底轉向——從象牙塔的唯美主義，轉向對現實人生的深切凝視。

這種轉向在作品中清晰可見。展覽中，胡一川的《饑民》《失業工人》以粗糲的木刻線條，刻下底層民眾的佝僂身軀；陳鐵耕的《武裝起來》則直接喊出抗爭的口號。這些作品告別了學院派的精致，用黑白對比的強烈張力，成為中國革命美術早期的精神輪廓。在這場藝術轉向的背后，是一群青年在時代洪流中的思想覺醒。  

星火匯聚:左翼思潮中的青年群像  

展覽以“多媒介年表”為骨架，用黑色(核心年表)、藍色(時代背景)、紫色(英靈敘事)、綠色(胡一川回憶)四條線索，編織出立體的歷史圖景。在這些交錯的敘事中，一個個鮮活的青年形象躍然眼前。

姚馥(夏朋)的生命軌跡是展覽的主線。從檔案里健康陽光的女學生，到木刻作品中關注底層勞動人民的創作者，再到三次被捕、1935年犧牲于蘇州反省院的革命者，她的轉變是一代青年的縮影。最動人的是她與胡一川的獄中通信，這些信件成為兩位革命青年隔望相看時傳遞情感的紐帶。策展人肖珊珊在導覽中提到，夏朋女士臨終前對妹妹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是“船來了嗎”，多年后，家人才明白那是夏朋對戀人“川(胡一川)來了嗎”的最后牽掛，讓人惋惜不已。更令人唏噓的是，當時胡一川亦身陷囹圄，對愛人戰友的犧牲毫不知情。

“一八藝社”成長的過程中，有許多重要的領路人。除了我們熟知的學校藝術家和精神領袖魯迅先生等左翼文藝大家外，還有一些不常被提及的名字。

張眺的故事則揭示了進步思想的傳播路徑。策展人肖珊珊在導覽中介紹道，這位1929年考入國立藝術院的“大齡學生”，實為潛伏的共產黨員。他創辦文學社團“波潑社”，將進步理論悄然植入藝術青年的精神世界。1930年1月，因私藏一本進步書籍被搜出，他成為國立藝專首位被捕的學生。肖珊珊指出，張眺的出現讓“西湖一八藝社”出現思想分裂，也讓更多人意識到，藝術不能脫離時代的苦難。

肖珊珊補充道，還有從日本歸來的許幸之，帶著在無產階級美術社團的實踐經驗，回到上海后既參與藝術教育，也積極將進步普羅美術理念傳遞給杭州的藝術青年，成為連接滬杭左翼美術力量的重要紐帶。當然，還有那位在西湖邊養病、被“一八藝社”成員們稱作“日文老師”的李友邦，他實際上是共產主義青年團杭州中心市委委員，推薦并主持胡一川、夏朋等人加入共青團、引領他們走上真正的共產主義道路。

這些“無名”引路人，恰好印證了“一八藝社”從藝術探討到關注現實的轉變，既離不開外部進步思想的引介，也源于社團內部成員的主動覺醒。 

木刻為刃:藝術介入現實的先鋒實踐  

展覽的核心展區，同時聚焦與“一八藝社”相關的四個藝術團體(藝術運動社、西湖一八藝社、一八藝社、春地美術研究所)及其四次關鍵展覽，揭示左翼美術如何從理念走向實踐。

第一次展覽:1929年藝術運動社第一屆展覽會，是林風眠藝術實踐的重要嘗試。該展意在回應“全國美展”落選現象，為被忽視的現代藝術作品提供展示平臺，并彰顯藝術運動社“組織現代美術運動”的主張，為學生社團樹立了對抗主流的范本。

第二次展覽:1930年初“西湖一八藝社”上海展覽，除了展現藝術上探索的努力，更初步顯露出該社團與左翼文化接觸的端倪——他們邀請魯迅推薦的左翼文學家撰寫評論，在出版物中蘊含進步傾向。這一時期的思想分歧，也直接促成了“一八藝社”的正式成立。

第三次展覽:“一八藝社”的關鍵展覽——“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同樣也在上海舉辦。該展不僅展出“一八藝社”建社之后社員們的普羅美術形式和藝術技巧的專研，還展出了胡一川的《饑民》《流離》和汪占非的《紀念五死者》等木刻作品。這次展覽雖然不是一次木刻專展，卻是我國首次有創作木刻參展的美術展覽，極具劃時代意義。

第四次展覽:1932年，“一八藝社”成員流落上海后，與上海進步青年江豐、艾青等人組建“春地畫會”，并舉行更為成熟的左翼美術展覽。在此展覽中，中國新崛起的木刻青年作品與魯迅收藏的德國版畫并列呈現，東西方木刻藝術在此“對話”。

展品中，一套殘破的《珂勒惠支選集》尤為珍貴。策展人肖珊珊在導覽中介紹它的來源，“這是1936年魯迅先生在去世前親自監督印制的柯勒惠支畫冊，其中一套是許廣平先生委托贈送給毛主席的，已被胡一川捐贈給了國家博物館，而展出的這套雖然殘破，但胡一川保存至今。”書頁間的磨損痕跡，見證著木刻藝術如何跨越國界，成為革命思想的視覺載體。

展覽特意保留了“無名者”的痕跡。在長長的成員名單后，策展團隊寫下“以及更多‘無名的’，卻不可替代的名字”。這些未被歷史銘記的青年，曾與夏朋、胡一川一起刻版、展覽、游行，他們的理想同樣構成了中國先鋒美術的集體實踐路徑。正如魯迅所言:“惟其弱小，所以希望就正在這一面。”“一八藝社”的青年們，曾在世紀混沌中劃出鋒銳光芒；而今，他們的故事如星火重燃，照亮著藝術與人生如何相連的永恒命題。

來源：網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