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對象：葛劍平 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師范大學(微博)副校長

史貽云 全國政協委員、海南省政協副主席

羅黎輝 全國政協委員、云南省政協副主席

楊建德 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副區長

李向玉 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理工學院院長

湯素蘭 全國政協委員、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我上一屆擔任政協委員時，學生學業負擔過重就是老百姓和委員們口誅筆伐的焦點問題。5年過去了，這個問題依然還是熱點!在5年、10年的論爭中，一代人很可能就被耽誤過去了!”全國政協委員、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兒童文學作家湯素蘭憂心地說，即使學校把學生學業負擔減下去，校外卻又被變本加厲地補上來，學生負擔過重現象仍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有效遏止。

學業負擔重是社會特定發展階段的產物

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北京市政協副主席葛劍平曾對北京做過專門調研，發現中小學生參加校外輔導學習的情況十分普遍，并且出現低齡化、一對一輔導的趨勢。抽樣調查顯示，87%的中小學生利用課外、周末及假期時間參加校外輔導班，平均每個學生至少參加2個。其中，低年級小學生以文體藝術類培訓為主，中高年級學生以語數英學科類輔導為主。中高年級學生參加語、數、英課外提高的人數分別占58%，36%與32%。在知識面、深度區別調查中，70%的學生認為校外輔導知識面更廣，52%的學生認為難度更大。在參與校外培訓主動性調查中，僅有32%的學生認為是出于自身興趣，其余68%的學生認為是“家長的需要”。

為什么學生學業負擔越減越重?采訪中，不少政協委員認為，是現行的中高考(微博)考試制度還不足以滿足社會的多樣化需求所致。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副區長楊建德說：“過于注重學生分數和技巧的招生考試制度，是導致減負始終無法變現的根本原因。”

不過，也有不少委員認為，今天的減負，較之過去，更為復雜，其背后有著更深層的社會原因。葛劍平認為，現在的學生減負，已經與擇校、校外培訓等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海南省政協副主席、海南社會主義學院院長史貽云認為，學生負擔減不下去，與現階段的中國社會心態相關。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意識里，始終是把上名校和孩子未來的人生幸福等同起來的，并將其作為孩子人生成功的唯一標志。

“學生負擔重，其實還是老百姓期待上好學的客觀需求所致，而這種需求是由城鄉差別和兩極分化過大造成的。也就是說，人們對于社會兩極分化和城鄉差別所衍生的焦慮感直接傳導到教育上。”全國政協委員、云南省政協副主席羅黎輝說，這是中國社會發展到目前階段的必然產物。

根除病灶不能只靠考試制度改革

在擇校熱的背景下，現行考試制度和校外培訓似乎成了阻礙學生減負的最大變量。“不改革現行考試制度，不但擇校問題無法解決，學生負擔還會繼續加重。”楊建德委員認為，在分數至上的考試制度框架之下，一個孩子從小學到高中12年的辛苦學習，如果受生病或臨場發揮等突發因素影響，就可能被擋在他夢想的學校之外。在這種客觀現實下，望子成龍的家長們能做的，只有花費巨大的財力、物力，送孩子補習，以盡可能地提高分數，而無法注重孩子其他方面素質的培養。

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這幾年一直在關注內地學生負擔過重的問題：“學業負擔過重并非中國大陸獨有的現象，整個大中華區甚至歐美國家的華人區，以及日本、韓國等東南亞國家，也廣泛存在。這說明即便單純通過改革考試制度調整變量，也只能部分緩解‘癥狀’，還是無法根除‘病灶’。”

“有些人認為只要用行政手段把校外培訓治下去，把擇校熱的溫度降下去，改變考試制度，學生負擔就立即會減下去，這種想法其實是走入了誤區。”羅黎輝委員認為，不論擇校熱還是校外培訓熱，都是社會的客觀需求，政府可用行政手段治理校內外補習，但老百姓的需求依然存在。

“學生負擔重與考試制度并無必然聯系。”羅黎輝說，如果把中高考比喻成一部電梯內的服務生，電梯外假如只有幾個人等候，服務生不論安排誰先進入電梯，電梯里都不會覺得擁擠。但如果電梯外有10萬人等候，任憑服務生設計多么好的程序，電梯內的擁擠狀況也無法改變，考試制度改革只能解決人滿為患的時候誰先上電梯的問題，而無法解決需求問題。只要進與不進電梯就意味著人的命運存在巨大差異，擇校、學生負擔重的問題就無法得到根治，“這也是中國目前階段無法逾越的一個階段性矛盾”。

解決減負更需要推進社會綜合改革

減負、擇校問題不是孤立的教育問題，而是我國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經濟、教育等諸多方面相互作用的結果，具有客觀性和不可避免性。葛劍平委員認為，雖然擇校在不同國家、不同教育制度模式下有著不盡相同的階層選擇需求，但擇校的潛在目標都是優質學校有著更好的教育利益回報、更好的升學機會和未來更高的職業利益期望。

葛劍平說，解決減負以及減負背后的擇校問題，不能完全寄望于教育自身的修復功能，更需要推進社會的綜合改革，需要從體制機制上改革創新，均衡配置教育資源，建立科學的評估機制，逐步取消等級學校，才能促進教育公平、持續、均衡發展。

“減負牽動全社會，關乎一代人的創新精神培養、身心健康，更關乎一個國家未來的綜合競爭力。在外部改革無法推進的當下，教育部門可先根據不同年齡段、學段的學生身心發展規律、認知狀況、智力發展水平，科學制定課程教學、考試大綱，引導學校科學編排課時，引導社會給孩子減負。”李向玉認為，政府還可以根據社會需求，推進優質教育的均衡發展，盡可能擴大學位。

“改革高考制度，雖不是根本性‘解藥’，但可以起到輔助作用。包括減負、擇校以及目前存在的眾多教育熱點難點問題，背后的根源，還是中國社會的二元體制所造成的城鄉差別、區域差別和兩極分化。”羅黎輝說，“要徹底解決減負問題，迫切需要國家以新型城鎮化為發展契機，以一元思維，打破戶籍管理、法規政策、投入、行政審批、管理運作等與政府行政管理相關的城鄉壁壘，規劃和布局城鄉一體化的教育資源，從根本上將城鄉‘二軌’體制變為‘一軌’。”

與羅黎輝委員的觀點相似，史貽云委員認為，新型城鎮化和教育經費實現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是解決當前減負、隨遷子女就學等教育問題的最佳機遇，國家應以新型城鎮化為抓手、以城市為參照，因地制宜地布局好新城鎮地區的教育、交通、醫療、通訊等公共服務資源，將數以億計涌入大城市的流動人口就近“消化”在新城鎮中。（本報記者 柯進 張婷 高靚）

(《中國教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