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俄羅斯冬宮博物館，收藏著兩幅徐悲鴻的早期抗戰美術作品，《貓》和《獅》。1933至1934年，這兩幅作品隨徐悲鴻主持的“中國繪畫展覽會”在歐洲諸國巡展，輾轉至蘇聯。最終，徐悲鴻親手將其捐贈給冬宮博物館。這并非偶然之舉，而是一次飽含深意的文化行動。它讓彼時的蘇聯人民在展廳中看到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使這份來自東方的堅毅精神與國際反法西斯陣線產生共鳴。

《貓》是戰貓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日軍的炮火轟擊上海，中國軍民奮起抵抗，舉國上下陷入存亡關頭。就在這一背景下，徐悲鴻揮筆畫下《貓》，并題識：“不堪回首，壬申危亡之際，悲鴻。”寥寥數語，已將畫家心中的痛楚與憤懣傾注其中。作品看似平凡，卻寓意深遠：它并非單純描繪一只貓的形態，而是借貓之形，寄民族之神。

徐悲鴻《貓》

畫面中央的貓，弓背豎毛，四肢緊繃，雙眼圓睜，死死盯住前方的威脅，隨時準備躍身而起。它顯然已被逼到險境，但仍不肯退縮。那炸立的毛發與緊張的姿態，傳遞出瀕臨搏斗的緊迫感。這不是一只家常閑貓，而是一只臨戰之貓。它的形象，正是當時中國的寫照：在強敵壓境下，身形雖弱小，卻絕不屈服，哪怕以弱搏強，也要奮起抗爭。徐悲鴻通過對動物本能姿態的精準捕捉，將其升華為民族精神的象征，把一幅動物畫變成了一首抗戰的視覺戰歌。

徐悲鴻選擇貓的意象極具匠心。在徐悲鴻的藝術譜系中，他的代表作常以駿馬、雄獅等形象寄托民族精神，那些作品以力量的外顯傳遞中華民族的豪情。而《貓》卻另辟蹊徑，以渺小的形體承載偉大的精神。它沒有張揚的雄渾，卻有低沉的堅韌；沒有外在的力量展示，卻有內在的靈魂強度。在徐悲鴻的筆下，貓被提升為民族精神的承載體，正是這種含蓄的表達，使其在群像式的抗戰美術中格外鮮明。所以，《貓》的價值在于“不以強見強，而以弱見強”。它以小搏大的姿態，生動折射了中國在強敵面前的困境與堅守。正如淞滬抗戰中的中國軍民，以血肉之軀抵御現代化武器，這只緊繃待發的貓，正是他們最貼切的象征。

從藝術語言來看，《貓》延續了徐悲鴻“中西融合”的創作道路。貓的形體結構、肌肉張力，展現出西方寫實主義的嚴謹功底；而毛發、枝葉與石塊的背景，則是中國寫意筆墨的自由揮灑。寫實與寫意的結合，使畫面具有真實可信的張力。西方素描塑形的精確，與東方筆墨的靈動在此交融，形成了一種獨屬于徐悲鴻的藝術語言。而這種語言并不為形式而形式，而是為表達民族精神服務——這是他一以貫之的藝術主張。

畫面的構圖與氛圍也頗為考究。上方的枝葉與下方的石塊營造出一種壓迫感，仿佛象征著危機四伏的外部環境。貓被置于中心，成為唯一的視覺焦點。它的目光炯炯，仿佛穿透紙面直射觀者，讓人感受到一種無聲的警示與吶喊。整幅作品雖無硝煙，卻比刀兵更具震撼力。畫面之靜，恰烘托出民族危亡時刻的凝重。觀者在凝視中，能體會一個民族集體情緒的壓抑與爆發。

《獅》是靜獅

《貓》以弱小之身，弓背豎毛，如箭在弦，象征民族在強敵壓境下奮起抵抗的戰斗意志，是“動”的化身；《獅》則以龐大的身軀伏身潛藏，凝神注視，象征我們偉大的民族在危機重壓之下的忍耐與沉毅，是“靜”的代表。徐悲鴻通過動物的兩種姿態，將民族在抗戰前夜的雙重狀態——弱小而勇于戰斗的決心與龐大而忍辱負重的意志——凝聚為一個完整的視覺寓言。由此構筑起民族生存策略的兩面性：既要有立刻的奮起，也要有耐心的等待。

徐悲鴻《獅》

所以，這頭獅不是咆哮的獅，而是一頭靜獅。它低伏于巖石與草叢間，身軀厚實，鬃毛豐茂，雙眼凝視前方，神情安靜而專注。它沒有撲擊的姿態，而是以屏息凝神的方式耐心等待。那是一種在靜中蓄勢、在忍耐中等待的力量。獅子的眼神尤為關鍵。它并非像《貓》那樣充滿緊張與激動，而是深沉地注視遠方，仿佛在審視前路的目標。它的沉默不是屈服，而是自持；它的安靜不是軟弱，而是耐心。這樣的獅子，恰恰傳達出一種戰略性的忍耐：在必要時保持靜止，在關鍵時刻爆發全部力量。這種寓意，正與當時民族所處的處境相呼應——在暫時的困境中保持定力，在沉默中孕育反擊的可能。

從藝術語言來看，《獅》的筆墨頗具意味。與《貓》的細致描摹與結構緊實不同，《獅》的筆法更顯瀟灑簡約，鬃毛與背景多以逸筆草草的方式揮寫而出。幾筆縱橫，就帶出毛發的飛動；幾道淡墨，就點出巖石的形質。草草之中，反而更顯神采。徐悲鴻在此并不求繁密的工細，而是以簡練的筆觸營造氣勢，把獅子那種潛伏與靜候的狀態傳達得更加凝練有力。筆墨的留白、線條的簡化，使得畫面呈現出一種空寂與肅穆，更好地襯托了獅子的安靜與堅忍。

徐悲鴻《負傷之獅》

若把《獅》與徐悲鴻后來創作的獅子題材連貫來看，更能看到一個完整的精神譜系。《負傷之獅》是抗戰全面爆發后的作品，獅子帶傷而怒目吼叫，象征民族在戰火中的苦難與抵抗；《會師東京》則是抗戰即將勝利時的群獅昂首，象征民族昂揚的勝利與尊嚴的恢復。三者之間遞進分明：《獅》代表危機爆發之初的等待與隱忍，《負傷之獅》代表戰爭中的竭力與不屈，而《會師東京》的獅子則代表最終的勝利與凱旋。

徐悲鴻《會師東京》

抗戰精神的國際傳播者

徐悲鴻選擇一只貓、一頭獅捐贈給彼時的蘇聯，向蘇聯民眾解釋中國抗戰，及其承載的民族精神。這種膽大而簡練的構思，體現出中國美術在意象營造上的深遠智慧。它們沒有繁瑣的敘事，沒有堆砌的場景，而是通過留白與逸筆草草的寫意，生成了強大的思想張力。

所以，《貓》和《獅》超越了藝術品的范疇，成為抗戰精神的國際傳播者，一種跨國的文化見證。它承擔著抗戰美術和抗戰精神對外傳播的重任，將一個民族在危亡時刻的堅毅與反抗，通過天地生靈，傳遞給世界。藝術在這里成為無聲的吶喊，成為跨越國界的力量。它讓遠在異邦的人們，在紙張前也能感受到中國人民在血與火中的抗爭意志。據有關方面的檔案顯示，正是徐悲鴻宣揚中國美術的舉措，促成蘇聯加大力度尋求與中國政府的和解，為此后蘇聯援華抗戰，起到不小的作用。

如今，這兩幅珍貴的作品仍靜靜置于冬宮博物館，而本文重新訴說它們的目的在于，抗日戰爭期間，為打破地理的隔絕、政治的壁壘、文化的偏見，很多中國美術家如徐悲鴻一樣，自發地攜作品渡洋，用藝術的語言在歐美傳揚中華民族的不屈精神。然而，如同《貓》和《獅》一樣，這些作品及其故事卻不顯于世。現在，它們在哪兒？帶它們進入異域他邦的先賢是誰？它們藏在何處，著錄信息里面還有什么故事？我想，回答這些問題，理應成為中國美術家的一種文化自覺，使之成為偉大的抗戰精神的重要部分。

來源：網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