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凌晨5點，著名哲學家、復旦大學資深文科教授俞吾金在上海華山醫院停止了思考。

今年暑假，俞吾金教授在加拿大參加國際會議時被診斷為罹患腦瘤。一如平時的淡定從容，得知診斷結果后，他給自己的同學、加拿大道格拉斯大學副校長歐陽光偉發去微信：“生命的價值常常不是以她的長度而是以她的寬度和厚度來衡量的。黑格爾曾經說過，玫瑰燦爛綻放的瞬間并不遜色于高山的永恒。”

普羅米修斯式的哲學獻身者

高考招生制度恢復后的第一屆大學生、復旦大學和德國法蘭克福大學聯合培養的哲學博士、從助教破格晉升為副教授的青年學者、首屆國際華語大專辯論賽的教練兼領隊、全國最年輕的哲學系主任、哲學界首位長江特聘教授……俞吾金的名字伴隨著不少傳奇，每一項的背后，有的都是他對自己近乎嚴苛的要求。

哲學學院的吳曉明與俞吾金同一年進入復旦求學，同專業同宿舍，隨后坐同一架飛機前往哈佛大學進修，1984年又同時留系任教。吳曉明教授回憶說，俞吾金本科時偏愛文學，閱讀量大得驚人，每天一卷莎士比亞全集是必須完成的“功課”，如果熄燈前沒來得及看完，俞吾金就到走廊里借著公用電燈的光亮接著看。而每天早上，他又都是宿舍最早起來的。

俞吾金曾遠赴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美國哈佛大學、夏威夷大學等數所大學留學或講學，學生時代養成的勤奮刻苦治學的習慣一直持續著。在整理俞吾金遺物時，有學生發現了其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的至少五十多本讀書筆記，橫跨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三個不同的領域，密密麻麻的手書充實著那段如饑似渴的歲月。

1991年，基于在德國留學期間搜集的相關研究資料，俞吾金完成了博士論文《意識形態論》，并順利通過答辯。其博士論文至今仍是研究意識形態領域不可忽視的里程碑式文獻。當時的答辯委員會主席著名哲學史家、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馮契先生曾評價其論文“長袖善舞”，意指俞在哲學領域的各種理論間能夠觸類旁通、左右逢源。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功成名就后，博聞強識、手不釋卷依然是這位當年哲學系帥哥在師生心目中的標準形象。他的學生輩、復旦大學學報主編汪涌豪有一次與俞吾金一同在校財務處排隊報銷費用，只見俞吾金從包里拿出書，就這么站在隊伍里看起書來。汪涌豪建議：“我們聊聊天吧”，俞吾金卻搖搖頭：“我老了，時間沒你們多，我還是看書吧。”

“哲學需要的并不是三心二意的追隨者，而是普羅米修斯式的獻身者。”俞吾金在慶祝復旦大學哲學系建系40周年紀念會上說的這句話，不只是對后輩學人的期許，亦可視為對其自身學術生涯的忠實寫照。

“如果你是這樣認為的話，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1993年8月，俞吾金和王滬寧搭檔，帶領復旦大學辯論隊征戰在新加坡舉行的首屆國際華語大專辯論賽并最終一舉奪魁，其時的辯手分別為姜豐、嚴嘉、季翔和蔣昌建。“獅城舌戰”讓這支隊伍一舉成名，也讓他們結下了延續至今的師生情誼。

“我們就像一個大家庭。”上海東方傳媒集團五岸傳播總經理，曾是辯論隊替補隊員的何小蘭談起俞吾金便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淚，“俞老師總是關心著我們每一個人——姜豐瘦了，我胖了，嚴嘉工作得好不好，昌建學術做得怎么樣。”

凡與俞吾金有過接觸的人，無一不對他的謙遜儒雅印象深刻。他不是掉書袋式的學者，玩微信、開微博，愿意感知時代的脈搏，始終對人性懷有善意。俞吾金的微博皆為原創，甚至還會在微博上“天真”地回復不懷好意的質詢者。

“俞老師對人性有著很透徹的研究，他總是樂于解答學生的問題，從來沒有教授的架子。”蔣昌建提及恩師教導學生時常用的交流模式：“如果他覺得你的認識有誤區，他一般會說‘那我問你一個問題’，‘如果你是這樣認為的，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1990年擔任碩士生導師，1993年擔任博士生導師，20多年來，俞吾金已指導并培養了40多名博士和碩士。他堅持每個學期為研究生開設外國哲學方面的課程，在生活中，他是謙謙君子，溫和而儒雅，在講臺上他卻充滿激情與感召力。他知識淵博，學貫中西又有著深厚的文學功底，聽他的課仿佛置身于人類思想智慧的云霧之中。不少外系、外校的研究生們都喜歡參加俞吾金開設的討論班和專題講座。“熟知非真知”，是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鼓勵學生在思維最安穩處打上問號。做學問之外，他有兩個愛好，一是看電影，其二則是請學生吃飯。

即便是在確診為腦瘤之后，俞吾金仍然不忘記用自己的堅強樂觀感染周圍的人，不希望學生為自己擔心。俞吾金的弟子、哲學學院院長孫向晨就曾在手術前收到俞吾金的短信“你放心，我是能夠挺過這關的。”俞吾金甚至還和一個陪夜的學生打趣：“我這個手術啊，就和當年華佗給曹操做的手術一樣！”

擔當一代知識分子的責任

31日凌晨，一得知俞吾金離世，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朱之文、校長許寧生，以及剛剛因年齡原因離任的前校長楊玉良便即刻趕赴華山醫院看望和慰問家屬。“現在正是學校需要用人的時候！”這些復旦的當家人們痛切地說。66歲，對于人文學者仍是黃金年齡。

對于學者的責任，俞吾金有著深切認識和自覺。俞吾金曾經回憶說，當年他躲在文科閱覽室如饑似渴地閱讀古典文學名著、寫小說，是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把他引出了書齋，因為，“只要哲學基礎理論還沒有從僵化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來，整個民族就會失去創造的活力。”

于是，我們看到，從桂林會議的六君子事件到復旦3108教室舉行的“哲學與改革”系列演講，從申報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到組建985國家級創新基地，這位溫文爾雅的謙謙君子將自己的整個生命融入了復旦哲學系乃至中國哲學學科的建設之中。有人感慨，如果拋去繁雜，讓他做一個純粹的學者，也許俞的學術成就會更高。但這也許就是這一代學人的宿命，他們注定要在風云變化的大時代中繼往開來，對時代所面臨的問題做學術化思考。

俞吾金生前在對自己的人生歷程進行回顧時，曾在末尾闡釋自己對未來的規劃：“從我踏進哲學殿堂至今，30多個年頭已經過去了。雖然我盡自己的努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人生匆匆，轉眼已過耳順之年，還有許多籌劃中的事情沒有完成。比如對康德提出的諸多哲學問題的系統研究，對貝克萊、叔本華在外國哲學史上地位的重新反思，對中國哲學中道的精神的重新闡釋和對新啟蒙的張揚，對馬克思哲學體系的重構等等。此外，我還有一系列的教案有待于整理和出版。羅素曾經說過：‘要想做一個哲學家就必須鍛煉得不怕荒謬’，我想，在今后的理論探討的道路上，我會一如既往地保留著這份勇氣和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