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暑期熱浪裹著研學熱潮席卷而來，高校博物館、紀念館與古建筑等文博資源，正從高校“后花園”走入公眾視野。這些文博資源融合了辦學特色、歷史記憶與教育使命，已成為鏈接高等教育與社會大眾的獨特“橋梁”。

  解碼高校文博資源的價值與功能

  高校文博資源從一個側面彰顯了一所大學的辦學特色、校史校情，承擔著校園內外的教育使命，在眾多文博資源中呈現出不可復制的特有價值形態。

  學科特色讓高校文博資源成為鮮活的專業教材。與社會公共博物館守護國家文化遺產、提供普惠性公共文化服務不同，高校文博場館更加凸顯一所高校的學科特點與辦學特色，也成為學生認識學校、了解專業的重要途徑。比如，中國礦業大學煤炭科技博物館，從遠古植物化石到智能采煤設備的陳列，構成一部濃縮的能源工業進化史；東北林業大學與各方共建的中國（哈爾濱）森林博物館，是黑龍江省國家級博物館中唯一一家高校博物館，6000余件藏品圍繞“森林生態”主題系統展開，每一件都與林學、生態學等專業課程形成知識呼應，成為學校辦學特色的生動注腳。這種“展品即教具”的特質，讓高校文博場館突破了傳統展覽的“觀賞”屬性，成為校內外師生學術研究、實踐教學的生動教材，讓高校辦學特色和學科知識實現了從抽象到具象的轉化。

  校史鐫刻讓高校文博資源成為“會說話的精神地標”。社會文博資源傾向于構建完整的歷史或文化脈絡，而高校文博場館往往結合自身辦學歷史、發展形勢、地理區位等進行“深井式”挖掘，承載的不僅是高校文博場館的建筑美學，更是一所大學的精神內蘊。比如，云南大學會澤院作為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見證了西南邊疆高等教育的萌芽與成長，對于研究西南地區文化教育發展與歷史建筑具有重要價值；黑龍江大學博物館記錄了從1941年延安抗大第三分校俄文隊到北疆學府的發展歷程，其中“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展”將紅色基因與辦學歷史深度融合，凸顯了學校傳播先進思想的歷史擔當。這些資源不追求“大而全”的歷史敘事，而是聚焦時代發展與學校命運緊密相連的關鍵節點，體現了社會文博資源難以復制的校史稀缺性。

  教育使命讓高校文博凸顯“展教并重”的功能特質。國家文物局2024年5月發布的數據顯示，全國備案博物館數量為6833家，其中高校博物館約400家。近年來，高校文博場館紛紛敞開大門，充分發揮博物館育人功能，積極舉辦針對大中小學生的專題展覽與教育活動，有效銜接大中小學利用博物館資源開展教育教學，不僅成為學校人才培養的“第二課堂”，還以開放姿態成為文化傳播的“社會課堂”。哈爾濱工業大學航天館2024年至今,接待觀眾超過150萬人次，已成為“爾濱”熱門景點。這種“教學優先、兼顧科普”的定位，使高校文博在教育內容深度與廣度之間找到平衡，形成區別于社會文博的“差異化傳播”優勢。

  激活高校文博場館的公共文化服務功能

  高校文博場館作為文化傳承創新的重要陣地，承載著文物保護、學術研究、教育傳播的多重功能。在文化傳承創新與深化教育改革背景下，如何激活高校文博場館的公共文化服務功能，成為需著力研究并破解的課題。

  高校文博場館作為大學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大學文化特質的集中表現，是大學文化的承載者和傳播者，擁有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學術支撐和受眾群體等，有利于優秀文化傳播。立足新的時代背景，高校文博場館建設需把文化傳播、社會服務等職能放在重要位置，滿足人民群眾需求，遵循文化傳播規律，在堅守高校育人傳統與優勢基礎上，主動參與社會服務，實現文化傳承與創新，提升社會化服務能力。

  近年來，各地高校文博場館在空間拓展、資源供給、品牌塑造、內涵建設等方面取得積極成效，社會公眾對博物館等文化資源的需求日益旺盛，2024年全國博物館訪客接待量就達到了14.9億人次。因此，有效提升高校文博場館的開放度與利用率，補充延展公共文化場域尤為必要。這需要多方相關主體進一步完善協同治理體系，構建“政府主導、高校主體、社會參與”的協同機制，將高校文博資源納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統籌建設，加強政府部門扶持與引導，積極引入社會力量，拓寬建設渠道，實現社會與高校文博資源的共建、共創、共享。

  高校文博場館的供需矛盾，本質上是學術資源的專屬性與公共文化服務普惠性之間的差異，重點是平衡好教學與開放、保護與利用的關系，因此，建立“教學優先、開放有序、保護為本、利用創新”的動態治理機制是必要舉措。如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博物館構建“教學科研時段+公眾開放時段”的分軌運行模式，既保障了古生物標本在課程教學中的應用，又通過周末開放吸引周邊居民參與科普活動。此外，部分高校探索“市校共建”模式也是一個好辦法。吉林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將部分館藏文物置于長春博物館，避免了校內場地限制，也實現了考古成果的社會共享，這種“空間置換”策略，旨在通過資源重組打破物理邊界，使教學科研與公共服務在不同場域中各得其所。

  同時，數字技術也重塑著高校文博場館建設范式。廈門大學人類博物館通過全景三維建模與區塊鏈技術，實現了數字展覽和文物數字版權的可追溯管理，線上展覽訪問量相當于線下展廳年接待量的15倍。在應用場景創新方面，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打造敦煌文化沉浸式數字展，用3D數字打印技術生成敦煌莫高窟洞穴復制品，借助VR技術還原經典洞窟的壁畫細節，為觀眾提供身臨其境的參觀體驗，同時，該館還舉辦與敦煌文化保護相關的公共講座與社會教育活動。這種“技術+敘事”的雙重突破，不僅強化了教育功能，也有效連接傳統和當下，在遺產保護與文化建設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來源  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