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法》（以下簡稱“學位法”）自今年1月起正式施行。在學位法賦予實踐成果與學位論文同等法律地位的元年，全國首批“吃螃蟹”的67名工程碩士，用親手設計的裝備、編寫的軟件和優化的工藝方案，敲開了學位授予的大門。

在今年首批畢業的2100多名專項試點工程碩士中，以實踐成果申請學位的只有67人，占比3%左右。用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以下簡稱“教育部研究生司”）副司長郝彤亮的話說，這個看似不大的比例，是一次“破冰之舉”。

這次破冰，是21所高校在無先例可循的情況下，摸索前行的艱難旅程。

打破固化的學術評價體系

作為全國首批以實踐成果完成學業的專項試點工程碩士之一，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和中國石化石油工程技術研究院聯合培養的2022級碩士生張百川拿出來的成果，是一種能替代傳統材料的“環保型抗高溫降濾失劑”。

“需同時攻克抗180℃高溫、耐飽和鹽、降低鉆井液黏度、降本15%、滿足國家海洋排放標準的五重關卡。”面對嚴苛的行業標準，張百川覺得“既忐忑又興奮”。如今，他參與研發的這種抗高溫降濾失劑已經“中試達標，通過鑒定”，即將開展現場驗證工作。

“學校探索工程類專業學位研究生以工程實踐成果申請學位的評價機制改革，為我們量身打造了實踐成果申請學位的工作流程與考核標準。”張百川說。今年，他得以用這項實踐成果，順利獲得了學位。

面對學位法新增的實踐成果申請通道，多所高校仍在摸索中。天津大學研究生院學位辦公室主任劉慶嶺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為了提供配套保障，天津大學對首批實踐成果申請者提供專家鑒定補貼，并與天津市教委協同建立學位論文抽檢保障機制。

劉慶嶺解釋，以實踐成果申請學位，就是要重構工程教育價值取向，把學位授予標準，與學生“解決復雜工程問題以及國家戰略需求關鍵領域核心技術升級的實踐創新能力”緊密綁定。他提到，天津大學去年受教育部相關部門委托，參與起草工程類碩士以實踐成果申請學位的具體方案，“天津大學早就在為此做準備了”。

這是一場靜水流深的破冰之舉，而敲破冰層的第一把鎬頭是學位法。學位法第十八條明確，“通過學位論文答辯或者規定的實踐成果答辯”均可獲得學位。去年，教育部指導工程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出臺的《工程類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學位論文與申請學位實踐成果基本要求（試行）》，也為實踐成果劃定了明確邊界：“實踐成果應面向國家、行業和區域發展需求，圍繞實際工程問題，與重大工程關鍵技術突破、實現企業技術進步和推動產業升級緊密結合。”

從法律條文到部門規章，是破冰的根基也是起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專項試點單位率先制定相關實施細則，明確了實踐成果的多種形式和認定標準；山東大學創設學位論文與實踐成果“雙車道”模式；西北工業大學將實踐成果納入學術積分賦分項目；中國石油大學研制實踐成果全流程指導性模板；重慶大學設立“實踐成果質量評定委員會”；華南理工大學創新企業現場答辯方式；哈爾濱工業大學建立了以創新價值為導向的評價體系。

教育部提供的數據顯示，67份實踐成果中共有5種形式，其中方案設計31個、產品設計20個、調研報告2個、案例分析報告2個，其他形式12個。此外，這些實踐成果共涉及7個專業學位類別，電子信息類占總數50.7%。

它們需打破長期固化的學術評價體系，構建全新的質量保障機制，每一步都意味著對原有培養邏輯的顛覆與重構。正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國家卓越工程師學院常務副院長曹慶華所說的那樣，“以實踐成果授予學位這條路從來沒人走過，走上去是冒風險的”。

鑿開觀念的冰層

更深層的挑戰，是鑿開觀念的冰層。此前，教育部研究生司指導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聚焦“專業學位研究生以實踐成果申請學位落實情況”開展專題調研。結果揭示，盡管79.27%的校內導師和91.46%的行業導師認為實踐成果更貼近實際，但中低年級學生中，僅33%表示愿意嘗試。

這種認知差源于長期“唯論文”評價塑造的路徑依賴，學生擔心實踐成果費力不討好，導師憂慮評價標準模糊。一名畢業生在接受專題調研訪談時坦言，“這一選擇更具挑戰性，實踐成果需要根據企業實際問題提出可落地的解決方案，并以實物形式呈現，比一些紙上談兵的學位論文難度更大”。

“很多學生對這條路也有疑慮，不敢輕易嘗試。”曹慶華也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一一列舉破冰的難點，從導師和學生觀念的轉變，到實踐成果的認可度，“最后，實踐成果本身要能拿得出手，如技術報告需企業嚴格評審歸檔，專利需授權，標準需發布狀態或裝備已產生價值”。

他用一句話總結，這是中國工程教育從“論文導向”向“實踐本位”的歷史性轉身，最終要“培養真正能服務國家、具備工程創新能力的人才”。

“學生想用實踐成果拿到學位，就得證明你的成果對國家是有用的，對發展是有用的。”曹慶華說。

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擇拿出實踐成果的學生，都帶了一點摸著石頭過河的孤勇。

重慶大學的工程碩士董震在論文和實踐成果當中進行抉擇，最終選了儲能系統設計。“有一定不確定性，”他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坦言，“但根據學校提供的工程碩士畢業要求的文件，我感覺自身材料符合要求”。

但真正讓他下定決心的，是他發現正在準備中的論文，無論如何都無法完整呈現自己一直以來進行的工程實踐內容。

“改用實踐成果形式展現效果更好。”他總結。

華南理工大學的工程碩士劉杰的經歷更加曲折，他已經按照學位論文的要求完成了論文，也給導師看過，“達到了碩士畢業的要求”。

但他最終還是決定，以實踐成果的形式申請學位。這件事“沒有先例”，讓他難免心里沒底。他在網上查了很久的案例，才查到哈爾濱工業大學某位學生的實踐成果申請記錄。

“實踐成果對在企業實踐的學生更有利，更關注工程價值而非理論創新。”如今已經拿到了學位證，劉杰一邊回顧來時路一邊感慨。

這個年輕人當時還不知道，他和自己查到的那位哈工大學生一樣，都是今年以實踐成果獲取學位證的專項試點工程碩士之一，他們是坐在同一張桌上“吃螃蟹”的67人之一。

張百川也是“吃螃蟹”的一分子，目前已成為聯合培養企業的一名正式員工。在他看來，真正的考驗在工程現場。

張百川的實踐成果，是用實戰中數不清的失敗堆起來的。為合成理想樹脂，他跟著團隊經歷了大半年“合成-評價-失敗-再合成”的循環，至今記得連續30次實驗數據異常的那些夜晚。在德州的車間里，連續40天的實驗，黏度失控、原料溶解等問題接踵而至。產品終于達標時，車間里爆發的歡呼聲“讓我熱淚盈眶”。

“這種‘真刀真槍’的實戰環境，是書本和實驗室無法比擬的。”他忍不住感慨，“把論文變成產品的路，是用汗水與堅持鋪就的”。

以實踐成果為工程教育破冰

張百川吃上了“螃蟹”，幫他穩穩當當坐在這張桌子前的，是兩年來4本沉甸甸的手賬，10萬余字翔實記錄了每一次實驗參數、失敗教訓和思維碰撞的火花。

“我認為以實踐成果申請學位，它的要求和難度更高于學位論文，更適用于校企聯合人才培養，更能體現申請者的應用創新能力，也更符合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培養目標，與行業企業實際的人才需求更加適配。”張百川說。

對此，劉慶嶺的看法是，實踐成果是道選擇題，可以選論文，也可以選實踐成果，但目前并不是所有學校、所有工程碩博士，都適合選擇后者。

“天津大學由于歷史積累較好，與企業合作基礎扎實，因此比較有信心。但對于其他學校，可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需要根據實際情況來定。”他說。

半年來，劉慶嶺在許多高校進行過宣講，幾百個學校的負責人坐在臺下看著他。劉慶嶺明白，當中許多高校的老師并不是那么容易能拿到項目。

“這種情況下還要‘逼’學生拿出實踐成果，可能就不太現實。”他一針見血地說。

以實踐成果為工程教育破冰，少不了項目的牽引。劉慶嶺認為，這將鼓勵相關高校真正把工程教育的立足點放到“為國家經濟和企業解決實際問題”上，而不是把學生關在象牙塔里寫論文。

“這種導向鼓勵人才培養下基層，抓真問題，有助于促進國家的發展。”他建議，相關院校可以和地方企業聯動，從小項目開始積累經驗。“只要肯與企業對接，總能找到合作機會。”

劉慶嶺感慨地提到，當前，許多科研型企業的研發能力和水平，甚至“已經超過高校”，如果不盡早與這些龍頭企業對接，高校可能會被甩在后邊。此外，如果學生能在讀碩士期間就與企業密切接觸，“就業會更容易”。

未來的實踐還需驗證。眼下的67份工程實踐成果，則是已經將創新突破的戰場從紙面論文轉向車間工地，證明了如果法律賦權、政策配套與高校改革能形成合力，就能為工程人才開辟出一條以實戰能力為核心的評價通道。

在專題調研中也提到，高校領導和相關管理部門普遍認為，實踐成果是專業學位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口，“突破了以學位論文申請學位的唯一標準，標志著評價標準向應用價值導向轉變”，“讓學生在真實的工程和工作場景中完成學術訓練，也逼著學校反思和重構專業學位培養模式”。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對工程人才的培養規格、層次和質量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必須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教育規律、更加符合人才成長規律的培養標準，以評價改革為牽引推動培養模式的迭代升級。”教育部研究生司有關負責人說。（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渺）

來源：中國青年報

【責任編輯:史秀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