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中國青年報》最近報道的“學術規則這次敗給了科研管理規則”一事，南開大學校長龔克對記者指出，此事反映出我國科學評價的困境。

　　今年，南開大學教授張偉平院士與人合作在頂尖學術期刊發表一篇論文，按照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統計，不能算作南開的成果，只因他是“第二作者”。而依據國際數學界慣例，合作論文署名以作者姓名的英文拼音首字母為序，作者并無貢獻大小之分（見本報6月20日1版）。

　　對此，龔克認為，張偉平教授希望得到的其實是對學科特點和學界共識的尊重。不僅是數學，其他一些領域也有以字順署名的慣例，情況多種多樣。我國一直糾結于“第一作者”、“通訊作者”，重要原因是缺乏科研誠信環境，出現了一些對成果沒有實質貢獻但仍“搭車”署名的濫竽充數者。對于科技成果進行一些計量的評價是有其合理性的，它可以抑制主觀隨意性。就拿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的論文統計來說，他們一直在向著注重質量、注重影響力的方向努力，并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對于突出“第一作者、第一完成單位”等，“這個做法的正作用是抑制濫竽充數，副作用是不利于合作” 。

　　龔克說：“我們的科學評價體系確實不能讓濫竽充數、人情作者等有悖科研誠信的行為得逞。但是，在當今大科學時代的科學活動里，合作是個非常重要的要素。這個要素在目前的科學評價體系里沒有受到激勵，甚至是被抑制的。改變這個困局不是某個單位可以為之的，它需要科技工作者和方方面面的管理者共同努力。”

　　他舉例說，不僅在論文統計方面，國家科技獎評選也存在此類情況。很多獲獎成果是多方合作的產物，而報獎時需要排出主次，甚至限制合作成員的數量，這已經帶來很多問題。有實例表明，有的合作團隊在一次獲獎之后就散了。“你說是科技工作者有問題嗎？如果他們有問題，為什么他們那么多年能夠合作做出成果？實際上真的是評價體系的問題。所以，科學評價還是需要更加‘科學’一些。”

　　20多年前，中國學術界引入了SCI論文評價指標。龔克認為，以當時的科技發展水平來看，SCI把科研工作者和管理者的目光引向國際舞臺，引向國際學術影響力，是利大于弊的。而到今天，“可能利不那么大、弊處非常明顯了”。在他看來，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進行科學計量是無可厚非的。問題在于，行政部門把它們當做“績效指標”與資源配置掛起鉤來，“牽著高校的鼻子走，這就使我們感到很難受”。他呼吁，國家學術資源分配應該與此脫鉤，至少不能簡單地與其掛鉤。

　　與許多兄弟院校類似，南開大學有個延續多年的做法：對于師生發表SCI論文特別是頂尖期刊論文，給予一定的獎勵。龔克表示，其實一直有人批評學校獎勵力度不夠，而自己內心希望能夠將其逐漸淡化。他表示，水平高、影響大的論文多，當然是好事，但這不是科研之本。科研是要解決問題，問題解決了，自然就有論文，但論文不是目的。對于大學科研來說，要以科研育人，這是重要目的。

　　他強調，盡管這些年常常受到論文排名徘徊甚至下降的壓力，但南開的科研工作并沒有把論文數量的上升作為追求的目標，而是致力于面向國家發展的重大需求和世界學術前沿，致力于促進科學研究與學生培養的結合，致力于營造科研誠信的環境。他強調，無論是學校的或國家的評價體系，誠信都是基礎。

　　目前在德國做博士后的數學博士劉博指出，這個問題自當今的科研評價體系誕生開始，就困擾著國內的數學家及數學專業的研究生，嚴重地阻礙了基礎數學界的學術交流與學術合作。

　　劉博說，基礎數學一般合作人數較少，很難區分貢獻多寡。因為基礎數學的結果主要來自思想的深刻碰撞，碰撞出的火花一般很難確定屬于某個人。這種情況與國內現有的科技評價體系有著嚴重的沖突，甚至有在國際著名期刊合作發表四五篇文章卻遲遲拿不到博士學位的極端案例。在職稱晉級、科研基金申請等方面，由此引發的問題更是數不勝數。長此以往，青年數學家們為了合理的自身評價及生活待遇而遠離學術合作，這是整個中國數學界的悲哀。

　　“只因為姓朱、姓趙便在學術合作、職稱晉級甚至博士學位上受到重大影響，這并不公平。”劉博說。

　　一位讀者開玩笑說，為了適應統計規則，把名字署在前面，建議中國數學家以后都更名“阿卜杜拉”。

　　作為一名年輕的數學學者，劉博希望，發生在張偉平院士身上的這種“重量級的案例”，能夠對現有的評價體系有所觸動。（記者 張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