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官”羅崇敏：改革是永無止境的

“這名‘奇官’的大膽探索，已經到達了當下體制所能觸碰的改革極限！”

“改革是永無止境的，它真的有極限嗎？”

■本刊記者／李焱鑫 發自云南昆明、紅河等地

哪怕任上碌碌無為，羅崇敏的政治生涯也足夠傳奇。他30歲讀初中，37歲姍姍步入官場，38歲成為副科長……50歲時已是正廳級。

“每個人，特別是每個領導干部都會珍惜自己的歷史”，喜歡“折騰”的羅崇敏，從不滿足于這份完美的仕途履歷。在主政云南紅河州和云南省教育廳的十年時間，他啟動了數十項艱巨而浩大的改革工程。從直選鄉鎮一把手、廢除城鄉二元戶籍制到取消中考，隨便哪一項都足夠令人瞠目結舌。

“這名‘奇官’的大膽探索，已經到達了當下體制所能觸碰的改革極限！”有評論這樣總結。而他卻不以為然：“改革是永無止境的，它真的有極限嗎？”

“不匯報”廳長

如果凡事都要等省領導開口，還要我這個廳長干什么？

2012年12月19日，西南大學的講臺上，兼職教授羅崇敏望了一眼手稿上的標題《價值主義教育》。

身著灰色中山裝的他，顯得很精神，發言卻依舊犀利：“現在評價教師、學生和教育管理者的唯一標準就是考分，教育的傳承與創新價值正不斷流失。”

這是羅崇敏現階段最關心的話題，也最容易點燃他的情緒：“我主張徹底地改革高考體制，靠一張試卷評價一個孩子12年的學習，公平嗎？！”

去北京參加全國兩會時，這位全國人大代表上交過《改革高考制度》的議案。“上面”有人提醒他，這是涉及國家層面的通盤改革，“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需要相當大的勇氣”。

羅崇敏等不及了。去年，他以一己之力觸及云南省內的高考制度：新增22分的學業水平考試量化成績、考生綜合素質評價作為錄取參考依據，高校教授參與錄取過程。

“不是沒有人意識到必須改革教育體制，而是意識到的人還在‘裝睡’。”羅崇敏說，“我就是要到最危險的地方去，搞出動靜，叫醒他們。”

2007年，羅崇敏再次回歸教育界。“身邊人還有些遺憾，我卻感到很欣慰，數數十幾個省直部門，教育廳可能是改革空間最大、發力領域最多的。”

做慣了“改革先鋒”的羅崇敏，不甘于平穩走過新一段仕途。他決心從人才選拔的終點入手，倒逼云南的基礎教育回歸本質價值，“那就是培養學生的‘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創造之能力’”。

2009年10月，醞釀已久的中考改革方案出爐：云南省取消統一中考，高中錄取引入新的評價方式——用學生初中三年的學業水平考試成績和綜合素質評價成績進行排名，“將一次考試變為多次”。

在教育廳廳長的權限內，推進這項改革并不困難，羅崇敏甚至沒有向上遞送材料。有人對此持有異議，甚至還寫了匿名信。一次會議上，一位省領導劈頭蓋臉地質問：“這么重要的事情，你為什么不匯報？”

“沒有必要匯報，教育部在2006年就提出進行高中招生制度改革，只是沒有省份實施而已。”羅崇敏不卑不亢地說，“請你放心，這不是什么大事，我會做好的。”

羅崇敏有自己的改革原則，“不匯報”便是其中之一。“如果凡事都要等省領導開口，還要我這個廳長干什么？再說左請示右匯報，左開會右討論，改革很可能改不成了。”

任上，羅崇敏推動了許多旨在改變云南教育落后面貌的改革。對下，把減負作為教育系統廉政建設的重要工作來抓，就地免職了多名陽奉陰違的校長；吸引民間資本發展教育事業，給他們“國民待遇”。對內，55歲以上處級干部全部卸任，全廳處級、副處級干部公開競聘；省屬10個院校的黨委書記、校長職位向社會公開選拔……這些事項，省領導大都是“事后知曉”。

而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羅崇敏也有過幾次記憶猶新的匯報經歷。他曾上書溫家寶總理，直陳云南教育事業的資金困局。2010年全國兩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來到云南代表團參與審議。羅崇敏向書記省長一再請愿：“請讓我發個言，只要三分鐘，只要三分鐘。”

散會時，李克強一直在電梯口等著羅崇敏：“我記住了，還有680萬平方米危房需要10億元資金，我記住了。”

“我不是傳說中的‘不匯報’廳長。遇見中央領導，當然要抓緊機會說上幾句，請求國家層面的政策和資金支持。”羅崇敏說，“在省內搞改革，‘不匯報’是一種推進策略，也是一種政治操守。一旦出了事，也不會波及他人，由我自己承擔。”

幸運的是，“不匯報”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并沒有出現。相反，近幾年中央的重大教育項目安排中，每100元里就有10元分給云南。2010年10月，這里被列為國家教育體制改革7個教育統籌綜合改革試點省份之一。西南諸省，只此一家。

紅河新政

紅河五年，羅崇敏一口氣出臺了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七項改革

“風聲剛一傳出，大家就預見到即將發生的變革。”云南省教育廳的一名科員回憶起五年前新老交接的感受，“他在紅河州做過的一切，無人不知。”

2002年，50歲的羅崇敏從云南民族大學黨委書記轉任紅河州委書記。紅河，將是他改革的起家之處，“用治理一個國家的理念來治理地方”的實踐園地。

上任當天，羅崇敏來到下轄的貧困縣調研。飯桌上，下屬喝得醉醺醺，拍著胸脯表決心。轉了一圈，他發現個別基層干部的“大話”比思路還多，辦法比想法還少。

羅崇敏發火了。一次會議上，他高聲叱喝：“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是解放前的土司、頭人！”

怎么辦？一直等待改革時機的羅崇敏開始苦讀十六大報告。最終，“擴大基層民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性工作”的表述令他感到興奮，“推進基層民主，是改進領導干部作風的有力武器。官員想得到位置，只能給老百姓辦事，辦好事！”

羅崇敏想到安徽鳳陽小崗村，想把紅河變成第二個小崗村。班子會上，他拋出一個石破天驚的構想：實施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鄉鎮長直選，讓老百姓滿意的官員上位，讓老百姓反感的官員下臺。

有人不理解，有人不接受，新書記費盡心力地解釋。直到策劃直選方案時，還有干部提出，應該先在一兩個鄉試驗，好操控。羅崇敏堅決反對：“要推就推一個縣，更有說服力。”

2004年3月，紅河州直選試點悄然啟動。參與者在獲得20人以上聯名舉薦后即可獲得候選人資格，隨即要到各村演講。

“這絕對是一項大膽的改革。大多數官員接受不了，因為他們根本不理解，怎么接受？”一位當年在州委辦公室擔任秘書的基層干部對《南方》雜志記者表示。

而老百姓的“接受”程度，卻超過了所有人的想象。據當時在場的人回憶，在十幾只被支起的燈泡照耀下，4000多名村民涌到學校操場，人群中有被兒子背著來的老人，還有不識字的人，央求旁人代填后還四下核實“填得對不對”。事后統計，全縣居民投票率高達87.6%。

羅崇敏一直對這項改革充滿信心。在聞訊而來的中央調查組面前，他實話實說：“我的依據是十六大報告，我的目的是選出令老百姓滿意、帶老百姓致富的好官。”

調查組仔細了解了情況，沒有明確表態。羅崇敏卻按照計劃，繼續“全盤地改”“整體地改”。2006年，紅河推行戶籍制度改革，實現城鄉居民自由遷徙——只要你有份工作，且在城市有居住地，你就可以在城市落戶；反之亦然。

“居民的自由遷徙是大勢所趨，我們不能把他們綁在城市或者農村。老百姓應該有自由選擇生活方式、自主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羅崇敏說。

醞釀之初，這項改革招致了更多的反對聲。悲觀的預測和飛來的帽子足夠令人喘不過氣來。羅崇敏頂住壓力，“試試看，出了事我承擔”。事后，有人評價：“在全國范圍內，紅河是農民和市民相處最融洽、最和諧的地方，這里沒有二元對立，沒有厚此薄彼。”

紅河五年，羅崇敏一口氣出臺了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的七項改革，包括推動市屬國有企業轉制，合并市委機關報、電視臺和電臺合成為公司化運作的傳媒集團，實現全州醫療衛生系統全員社會化，公選33所中小學校長……“也許其他人都嘗試過其中的一項或幾項，但像他那樣把如此眾多的改革集于一身的，極為少見。” 有評論這樣表示。

10年后，紅河人還在念念不忘這位“鐵腕改革者”，“公考”的教材中依然收錄著被稱為中國民族地區改革發展的“紅河模式”。直到現在，羅崇敏的“紅河新政”還被冠以“創新”“超前”的名號。

“我只是做了我能做的、該做的事情。”羅崇敏說，“再說，不超前、不創新，算什么改革？”

“奇官”不謝幕

“我做大事，也做小事，但不做不大不小的事。”

從改革書記到改革廳長，羅崇敏說自己只做了兩件事：改革，解釋改革。

解釋不通時，他也會利用手中的權限，“鐵腕”推進。在羅崇敏看來，后發地區的地方官員應該要強勢，善于綜合運用人治、法治與文治，構建“三明治”政府。

羅崇敏認為自己耳根很硬，“我不在乎上級領導怎么說”；又覺得自己耳根很軟，“我只聽老百姓中間有沒有反對聲，只看老百姓的日子有沒有過得好”。

1952年，羅崇敏出生在云南邊陲的一個小村莊。生命的前30年，他飽嘗人間冷暖，當過赤腳醫生、化工廠工人，做過售貨員、炊事員……在一次工傷事故中，他斷去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至今不能在電腦上打字。

是改革開放，讓這位因文革中斷初中學業的中年男人拿起了書本。他一舉拿下兩個本科文憑，又讀了碩士和博士，同期從學界步入官場。他說：“我對改革開放充滿了感情，對老百姓充滿了感情。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通過改革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對得起時代”“對得起百姓”，讓羅崇敏對改革有著近乎偏執的熱情。無論是宏大敘述的整體改革，還是細微之處的點滴嘗試，只要滿足兩個“對得起”，他都想嘗一嘗，試一試。

赴任云南省教育廳廳長當天，羅崇敏打了一輛出租車來到機關。門口站著四名警衛，頭戴鋼盔，表情嚴肅，用警惕的眼光打量著陌生的面孔。

“我當時就有點火了，這是為人民服務的行政部門，怎么搞得跟封建衙門一樣。”羅崇敏說，“改！必須改！”

至今，云南省教育廳仍是少有的“不設防”的政府機關，任何人都能不受盤問地自由進出。五年間，羅崇敏的辦公室永遠大門對外，他接待過普通的代課教師、“告狀”的平頭百姓、受了委屈的民辦學校校長，甚至還有無理取鬧的精神病患者。

“當官，不管多大，都是老百姓在養著啊。”羅崇敏說，“你對待衣食父母冷冰冰的，把爹媽拒之門外，然后在位置上不思進取，尸位素餐，怎么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羅崇敏常以此自勉，不斷地改革，改著制度，改著別人，也改著自己。他從來不請上級領導吃飯，也極少和同事屬下把盞。擔任紅河州委書記時，一位主要省領導前來考察。晚飯后，有人提出打“雙扣”，羅崇敏坦言不會，回房讀書。

和絕大多數廳級干部一樣，羅崇敏也有自己的“元芳”，但很少問他們“你怎么看”。為官多年，他一直堅持自己撰寫發言稿，自己整理演講稿，“當一名領導干部，必須學會自己獨立思考”。

“我們不用替他思考，不用揣摩他的想法，只做好服務工作就夠了。”一位秘書說，“這很簡單。比如他吃飯很快，我們有時送飯到辦公室，10分鐘后就可以去收(餐具)。”

羅崇敏吃飯快、走路快、工作安排快，而他決定的改革事項，也要快，“義無反顧去做到底”。

“當官最大、最珍貴的品格，就是堅持自己正確的思想，義無反顧地向前走。”羅崇敏說。主政紅河時，他力排眾議，在“牛馬滿街跑”的城市修建寬敞的紅河大道，“有些干部說這里根本沒多少汽車，我反問，為什么不能把路修好，引車過來？”

在機關，羅崇敏也一直堅持著前瞻性的改革思維。任廳長之初，他撤掉了每天都和同事見面兩次的打卡機，“后來發現，沒了‘機器監工’，大家來得更早，走得更晚。”

“我做大事，也做小事，但不做不大不小的事。”羅崇敏說。

作為一名改革派官員，羅崇敏一直堅持用效果說話，一直堅持向前看，“不管我的改革出現了什么變化，我是第一個向前看的人”。在《云南省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里，羅崇敏的“三生(生命、生存、生活)教育”理念、中高考改革、民辦教育發展等都有比較系統的制度闡述，他不在意；在今天的紅河，曾經的新政多數在羅崇敏離任后恢復原樣，他也不在意——“我做過很多事，還有很多事要做。”

2012年8月23日，60歲的羅崇敏正式卸任。交接會結束的那天，他學了兩個小時英語、讀了《價值論》，和一些學者開會研究人類教育危機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