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山東濰坊市坊子區教育局長放權記 |
| 讓校長真正把時間和精力用來研究教育，而不是去研究局長的臉色 |
他能有今天的清靜，得益于他任局長后努力做的一件事：不斷削弱自己在45位校長和2565名教師中的權力。與此同時，教育局也逐漸松開了它緊攥的大手，把任命權和辦學評價權交給了第三方。劉偉說：“把校長的權力歸還給校長，也解放了教育局。”
12月15日， 由民間機構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起的“第三屆地方教育制度創新獎”授予坊子區教育局“特別獎”，以鼓勵它按照“政府投資、專家辦學、行業監管、中介評價”的思路，全方位簡政放權，力推管理、辦學、評價分離的探索。
教育局放棄了任命校長的權力
劉劍鋒理直氣壯地說：我這個校長職務不是權力和關系角逐的產物，而是公平競爭的結果。
2011年10月，他“過五關斬六將”，從普通老師成為前寧小學校長。那支200多人的競爭隊伍，在經歷筆試、面試、考察、掛職鍛煉、最終考評后，只剩下寥寥數人，其中包括這名33歲的年輕人。
決定聘任劉劍鋒的不再是教育局，而是一個名叫理事會的機構，其中有一名教育部門的官員，但他失去了一言九鼎的權力，只占十三分之一的表決權，其他成員還包括街道辦主任、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村支書、家長代表、教師代表和企業家。他們給劉劍鋒投了信任票，賦予他4年的校長任期。他贊嘆：教育局的胸懷很了不起，主動放棄了任命校長的權力。
這里不能不提接收劉劍鋒掛職鍛煉的北海雙語學校。它在2007年誕生時，很少有人意識到它將改變坊子區的教育進程。劉偉那時的身份是區長助理，受時任區委書記之命，負責這所民辦學校的籌辦。劉偉從師范學校畢業后做過老師、鎮長和鎮黨委書記。在他看來，辦一所學校不是很容易嗎？但北海雙語學校差點辦不下去，直到他們從東營市請來名校長高峰，情況才大為改觀。
在兩年多里，學校成了備受家長追捧的對象。這期間，劉偉跟著高峰考察了全國的許多名校，還去了一趟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創辦的帕夫雷什中學。
他當局長后的一些想法就來自這段籌辦學校的經歷。“我從北海雙語得到的最大的啟示就是校長在辦學，而且只有專業的校長才能改造好學校。”劉偉說。該校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無論是教育局還是投資方都不能直接干預學校的日常管理。
2009年1月，劉偉出任坊子區教育局局長。他在公辦學校里看到了與那所民辦學校的強烈反差。一所學校把博學多才的“博”字寫成了“搏”，還堂而皇之地印成了標語。他走進一間教室，如同走進了垃圾場，紙屑遍地，還有一堆煤。在圖書室，他看到了密密麻麻的老鼠屎和泛黃的舊書。一個農村小學的校長被借調到教育局工作，局長問他：你們出去學習過嗎？“學啥？每年局里都有很多通知，按照要求辦就行”。有3所學校合并成一體，學生猛增到600多人，校長很興奮，對學校整修一番，興高采烈地邀請局長去看，只見墻壁被打扮得“花里胡哨”，刷著斗大的標語：辦人民滿意的教育。劉偉曾以為到教育局后，會很輕松，“沒想到校長們排隊來找我，一周找不到我，就辦不成事”。
他還發現，校長們都在做給局長看，希望博得領導高興。“這很危險。”他說，“如果局長變成了大校長，一個人在辦學校，那問題就多了。”上海一位名校長曾對他說：歸根結底是教育局把教育管壞了，你們把學校交出來就好了。
2009年9月，劉偉決定先交出6所農村小學（后來擴大到12所），請高峰做總校長，希望復制北海雙語學校的成功經驗。讓民辦學校的校長去辦公辦教育。這個大膽的想法，在教育局內部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有人擔心會把學校辦亂。他們勸告劉偉，教育局這么強大的力量都管不好學校，你交給一個民辦的校長就能管好了？
在一片鬧哄哄的爭論中，劉偉氣定神閑，他說：實際上還是校長在辦學校，我們只是以高峰的名義設置一道屏障，擋住教育局伸向學校的手。
那只握有任命大權的手被擋住了。屏障是高峰設立的“幸福教育研究中心”。它雄心勃勃，要“創造和打磨出不同凡響的農村優質教育”。6所農村小學首先成為幸福教育聯盟校，把它提倡的“精雕細琢，終成大器”幾個字高高掛在教學樓上。該中心具有校長候選人的提名權。最初，還是由教育局研究聘任校長，后來聘任權被轉移到了理事會。
坊子區又相繼成立了信心教育學校聯盟和創新實踐教育學校聯盟，這3個與教育局地位均等的機構容納了全區三分之一的小學和所有的中學。這輪名為“簡政放權”的教育改革實際上已影響了全區的學校，那些依然由教育行政部門任命的校長人選，也只能由專家委員會從校長后備人才庫中提名產生。而要進入這個后備人才庫，必須像劉劍鋒那樣經過一番公開的比拼。
學校辦得好不好，該誰說了算
高峰向劉偉提了一個條件：學校辦得好不好，誰說了算？如果還是你教育局說了算，那我不干。雙方便達成了協議，其中一項規定：幸福教育聯盟按照國家法律辦學，教育局不得干涉。
濰坊市當時已有一家獨立的第三方教育評價機構：濰坊創新教育管理評估中心，它是在市教育局局長張國華的推動下成立的。坊子區教育局從2009年起，每年花20萬元請該機構獨立評估各校的辦學情況，把教育的評價權也拱手讓人了。劉偉說，如果沒有評價權的分離，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放權。市教育局黨委副書記徐友禮也表示：如果評價主體不變,教育局左手放出去的權力,右手又會拿回來。
第三方教育評價機構由市教科院原副院長潘永慶領銜，參與者也是一批離退休的校長、教研員。有人擔心他們遠離了教學實際，難以與時俱進。但這群老同志卻受到了大部分學校的歡迎：大約6人組成評估組，在某校待上一兩天，翻閱材料，隨機聽課，隨意地找師生們聊，也不在學校吃飯。評估組在將報告交給教育局前，會讓校長們先睹為快，并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后請校長簽上大名，以示認可。
潘永慶說，評估的首要原則，是要有利于解放和激勵學校自主辦學，它不是為了區分高低，而是要幫助學校分析和改進問題。鄧村小學校長王樹娟說：“學校接受的是專業團隊的評價，我的心態很平常，沒有面對教育局評估時的那種緊張。”
首次評估的結果與教育局的認識產生了分歧，幾所在官方看來表現不錯的學校竟然排名靠后，一些干部質疑評估的可靠性，但最終表示了認同。產生分歧的原因是，教育局的同志沒有精力深入調研學校的內部情況，只是根據校長匯報和多年來的主觀印象作判斷。
面對一個沒有任命權和評價權的教育局，高峰有底氣勸告他的幾位校長：不要聽教育局的，不要聽劉偉的。這話傳到劉局長耳朵里，他不但不惱火，還很坦然。他知道這些話是說給教育局的干部聽的。機關的一些人對高峰沒什么好印象。因為此人對前去檢查工作的領導不迎來送往，也不把教育局的工作安排當回事，經常借口影響學校教學，拒絕參加上頭分配的培訓任務，卻私下里組織校長和老師們外出學習。一位科長向教育局長抱怨：沒法干了，安排什么活兒，他們都不聽，完不成上面布置的任務啊。
不能靠通知和檢查控制學校
“教育局經常好心辦壞事。”有一天，高峰向劉偉抱怨，我們把一年要干的事情都提前安排好了，但你們不斷地發通知、搞檢查，帶來了很大的干擾。
劉偉認同高校長的觀點。當局長還沒幾天，他就接到了上級教育行政單位關于校園綠化的通知。他大吃一驚，沒想到這種事上級也管。通知下傳后，各學校上報的情況表明他們正在營造郁郁蔥蔥的校園。但教育局長在學校沒看到幾棵新種的樹。
很多事情該怎么做，不能由教育局來決定。劉偉說，靠通知、檢查控制學校，只會遏制學校的活力，“因此，我們現在只重點檢查安全”。
坊子區的校長算是過了一段比較舒心的日子，但往事不堪回首。“放權前，檢查次數多、內容繁雜、程序繁瑣，往往同樣的內容多個部門來檢查。”王樹娟校長說，“有時一天要迎接多次，從校長到師生，都疲于應付”。如今，教育局下發的通知依然不少。王樹娟在7月～11月收到約108項通知，但性質已有變化：其中有70多項為學校自主篩選項目。“也就是說，這些通知，只是教育局為學校提供的‘菜單’，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決定是否參加”。去年，濰坊市參評人居環境獎，要求學校組織學生上街宣傳，但前寧小學校長劉劍鋒拒絕配合。他說：“我們不是為領導辦學校，而是為了孩子。”
11月11日，濰坊市教育局對坊子區的變化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它在一份通知中表示：減少對學校不必要的行政干預，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已是當務之急。為此，對今年原來確定的達標、驗收和評優項目，除需要政府投入改善辦學條件的4個項目外，原擬開展的“體育傳統項目學校”、“藝術示范學校”、“防治近視示范學校”、“語言文字規范化示范校”、“信息化應用示范學校”、“中小學科技創新示范學校”、“實驗教學示范校”、“圖書使用示范學校”等其他所有涉及學校的達標、驗收和評優項目一律暫停。
當坊子區教育局放權的改革推進到2010年年底，又有一項舉措出臺。劉偉對同事們說，教育局是為教育服務的，我們的客戶是學校，工作是不是應該由客戶來評價？他請校長們為科室的工作打分。由科長們向校長們述職，每人5分鐘。區教育局督導辦公室主任李金海“最初難以接受”，他說：“我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應該是我們管理校長的。”政工科科長劉艷芳當時還在學前教育科，她認為此舉“是領導在為難我們科長”。不過，她還是認真準備了第一次的述職報告，修改了4次，并在家里進行了排練。她在述職時要面對100多人，除幼兒園園長和校長們外，還有教育系統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部分優秀教師以及局領導。
這一招化解了校長們和科長們之間的對立情緒。七馬路小學校長潘夕茂說，聯系工作時，他們的態度變化很大，不再居高臨下，而是以商量的口氣，聽起來舒服。劉艷芳科長也不能像從前那樣，拿起電話就給校長們布置任務了，“我現在要盡最大能力幫校長和老師們爭取資源，盡量不給他們添麻煩”。
一些科長感到很失落，有人還曾賭氣似地對局長說：“這樣改革，可以把教育局撤了。”劉偉相信，只要全區的教育越來越好，就能堵住他們不滿的嘴巴。
校長不用再琢磨局長的臉色
從評估的結果來看，校長們并沒有把學校辦壞，而且有令人驚訝的表現。有的農村小學在首次評估中還超過了兩所區直學校的排名。盡管，多數學校還沒有形成自己的辦學特色，且城鄉教育差距仍然較大，但負責第三方教育評估的潘永慶看到了坊子區一年勝似一年的變化。他稱贊那里是濰坊教育最具活力的地方。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校長們真正把時間和精力用來研究教育，而不是去研究局長。”劉偉說，“他們有了安全感，不用琢磨局長的臉色，看你是否高興。”
和濰坊其他區縣的校長比起來，坊子區的同行擁有的自主權令人羨慕。他們能夠任命副校長和中層干部，至于公用經費的使用，也全憑自己做主，教育局只檢查預算的執行情況，另外規定其中的6%必須用來購買圖書。校長要帶老師們外出學習、開會，也不用請教育局批準，告知一聲即可，這使得一些學校的培訓費用經常超支。鳳凰小學今年的預算中，培訓費是2.1萬元，但到11月時已經用了4萬多元。前寧小學這時候也有近3萬元用于教師的培訓。對公用經費20萬元左右的學校而言，這筆開支不算少了。
這場改革能走到今天，離不開時任區委書記丁志偉的大力推動。2006年年底，他出任該職后，邀請市教育局局長張國華喝茶，局長告訴他：坊子區的教育在全市12個區縣中最差。“我一聽這話，背上有點冒汗。” 他回憶說，自己當了3年區長，竟然忘了抓教育，很汗顏。“現在，要帶著對教育的愧疚之心，抓緊彌補過去的疏漏”。正是在丁志偉的推動下，北海雙語學校應運而生，他還親自趕到東營，請來了高峰校長。同行的《大眾日報》資深記者劉同貴感覺到了“丁書記迫不及待想把教育辦好的心情”。這位昔日熱衷于招商引資和經濟發展的區領導在返回途中，一直興致勃勃地談論著教育。此時，“他覺得辦一所好學校比辦好一家工廠更重要了”。
在一次全區動員大會上，丁書記表示，要借鑒改革開放的經驗改革教育。因為他在調研中發現，教育機制落后，“相當于30多年前的工業企業”。他親自推動了教育局放權的深入發展，并把最先試點理事會制度的小學改名為“鳳凰小學”，希望教育能鳳凰涅槃。
丁志偉對坊子區教育的貢獻，還在于他的知人善用，選擇了劉偉出任教育局長。在書記眼里，這位下屬“非常熱愛教育，不迷戀權力，有勇有謀”。
坊子區不是在孤軍奮戰。它的背后，是一直在探索“簡政放權”的市教育局。2009年4月，在啟動改革之前，坊子區就得到了一頂“安全帽”：市教育改革實驗區。目前，張國華正在醞釀如何將實驗區的成果向全市推廣。這位市教育局局長說，管辦評分離是否可能，坊子區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從2004年起，濰坊市實行中小學校長職級制，取消了學校的行政級別。所以，張國華才有底氣表示：在濰坊，校長已成為眾多優秀人才的公開職業追求。近3年，濰坊市已有7位縣級教育局副局長走上了校長崗位，還有13位副局長考入了校長后備人才庫。坊子區三馬路小學校長郎咸陽原是一名副科級的教管辦主任，也主動放棄了行政級別。他說：“我被教育局干事的激情感動了。”
“我的主要精力就是守住學校和孩子”
有人說，坊子區教育局放權，為的就是能讓專業校長安心地辦學校。作為聯盟校的總校長，高峰要引領校長們做學校的發展規劃，教他們設計課程，為他們提供各種外出學習的機會，等等，但不會代替校長們的頭腦和手腳。對于成立了理事會的12所學校而言，雖然這個機構掌握著任免校長的大權，但它只能依據第三方教育評價機構的評估報告行使權力。
理事會的設置是坊子區開門辦學的嘗試。教育局試圖通過此舉使學校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在8月28日的理事會會議上，鄧村小學校長王樹娟作了題為《教育，讓生命更精彩》的述職，并匯報了學期工作計劃和財務開支，也提到了學校面臨的困難，懇請理事會幫助改善教師的住宿條件。“協助學校籌集辦學所需資源”，是理事會的責任之一。更換接送學生的中巴車，改造校門前的爛泥巴路，修建一棟鋼結構板房，維修鍋爐、疏通供暖管道等，這些讓校長們頭疼的問題，都在理事會的幫助下得到了解決。
“做這個校長還是比較爽的。”王樹娟說，“以前是上面叫我干啥就干啥，不用動腦子。現在，起碼有自己的想法了。孩子們的需求，就是我的辦學立場。”幾年來，這所農村小學經常舉辦教師沙龍，他們在第一次沙龍上討論的問題是：哪些工作不用學校布置，自己可以主動做好。
劉劍鋒也在理事會的幫助下，為老師們送上了新校長的見面禮。2011年10月，他初來乍到，面對的是前寧小學一群平均年齡39歲、以男性居多、表情嚴肅的老師。有人遇到這位新校長，還有點害怕。
“為了咱們學校更好地發展，為了我們工作得更加舒心、幸福，我真誠希望您在忙碌的教學之余，賜教以下幾個問題。”劉劍鋒通過書信請老師們提意見、談期望。“希望學生幸福，老師快樂。”有人這樣寫道，并列舉了學校需要改進的幾個事項。這位老師沒想到，他的建議很快變成現實：校長籌集到了資金，花1萬多元維修鍋爐、排查管道，恢復了正常的供暖；建好了食堂，聘請了廚師；給每位老師補貼1600元，購買了20多臺筆記本電腦；把每天下午16～17時確定為老師們讀書、開展教研或進行體育鍛煉的時間。
現在，劉劍鋒正在構想的是，明年如何整合國家課程與校本課程，為學生們提供適合的學習內容。他說，除了必要的開會，基本不去教育局。“我的主要精力就是守住我們的學校，守住老師和孩子”。
做校長一年后，今年教師節，他得到了教育局的重獎：一塊重25克的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