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產業結構調整而出現的人力資源需求變化，以及國家對高等職業教育的鼓勵政策，各地興辦的高職學院如雨后春筍，呈現出一派蓬勃發展的景象。但是，對于高職學院如何定位，不僅在理論上莫衷一是，在實踐上也是各辟蹊徑。職業學校定位問題實際就是“辦哪一種職業學校”的問題，它是“學校的魂、辦學的綱”。確立辦學目標的第一要義，就是高職學院必須遵循職業教育的宗旨。在黃炎培先生的職業教育理論體系和實踐過程中，他多次強調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必須具備以下這些基本特點：
以地方經濟需求為基本培養方向
黃炎培先生認為：“各種教育都應與社會需要為出發點，職業教育尤應如此，所以辦職業教育，事前必須有縝密調查，以決定社會需要，職業趨向，環境要求。事后尤須有詳細考查，以造就人才是否能適應職業的環境，切合職業界的要求。”“人才的培養與地方的需求須極端配合”“‘配合’的前提是市場調查。”如果不這樣做，而是以“閉門造車式……來辦職業學校，吾敢斷言非實做到關門不可”。
黃炎培先生的這個觀點，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以市場為導向”。職業學校設置什么專業必須根據從市場調查中得來的人力資源需求預測的結果，這種需求主要是指學校所在區域的經濟發展需求趨勢，包括人才的專業種類、規格、類型、數量乃至需求時間。要根據這種需求和學校的自身條件來確定學校發展方向，選擇骨干專業加以重點建設，使構建的人才培養模式具有明顯的企業（或行業）指向性。這種指向性決定了所需人才的能力體系、教育計劃、教學方案、培養結構。畢業學生要接受市場的檢驗，學校要用市場反饋回來的信息調整專業設置和專業人才培養方案。
以實作訓練為基本培養手段
黃炎培先生把實作訓練（簡稱“實訓”）看作是職業教育最基本的培養手段：“做學結合”需要有基本的保證，首先要求從課程設置上加以保證，這實際上就是“工學交替”的教學計劃。他認為“先實習，后再參考理論與方法，其效率更大，所謂‘由做而學’。”其次要求從專業師資上加以保證：“吾以為職業學校教員，至少一部分須請曾任這種業務或現任這種業務者擔任，依他業務上親身經驗的覺察和主張來規定。”這實際上就是對配備一定比例的“雙師型”教師的要求。再次要求從學籍管理制度上加以保證：“使學生一面修學，一面實地習其所學，迨學年修了，尤須責令實際服務半年或一年，取得管理者之證明，然后正式給予畢業文憑。”這實際上就是實訓、實習成績“一票否決制”。
從黃炎培先生上述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高職教育的實作訓練與專科教育的實習活動有著質的區別，一是它的課時比例一般占總課時的50%左右，而不是15%左右；二是課時安排交叉于整個教學過程之中的“工學交替”，而不是安排在教學過程結束之后；三是訓練的手段是系統化的、生產型的或高仿真的環境和設備，而不是個別實習崗位；四是實作訓練教師承擔的是教學目標責任，而不是實習指導責任；五是實作訓練有具體的技術等級達標要求，并以取得職業資格證書和相應技術等級證書為合格要求，而不是實習單位一紙“實習鑒定”了事。用黃炎培的這些觀點和做法來審視今天的職業教育辦學模式，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實作訓練是辦學水平中最為實質的組成部分，也是辦學質量中最為關鍵的保證部分。要真正辦好職業教育，就一定要把實作訓練作為基本培養手段，不能用普通高等教育的培養手段來培養高職學生。
以校企合作為基本培養結構
職業教育必須以“校企合作”為基本培養結構，這已經是舉國上下職教界的共識。雖然 “校企合作”的辦學模式都比黃炎培時代發生了許多變化，但其基本內核，仍然沒有脫離黃炎培先生當年所確立的原則范疇。
黃炎培先生認為：職業教育“必須盡量與當地同類工廠密切聯系，凡教師、課程、設備、實習種種問題，都宜在廠校合作之下解決”。黃炎培先生指出：“把教育和實業聯為一體，一方面安插人才，解決生計，一方面即是開發地方產業。”最早認識到了“校企合作”是教育與經濟的“雙贏”。
“校企合作”的道路現在已經越走越寬，實踐經驗越來越豐富，對其必要性、可操作性等等，無須我們再置喙。我們所要強調的是高職學院“校企合作”與普通本科院校的是有所區別的，不能混為一談。
高職學院“校企合作”的基本目的是為了學校的人才培養，學校和企業不再是“兩張皮”，而都是人才培養的主體，雙方要根據企業人力資源需求的預測情況來共同制訂人力資源需求計劃和人才培養方案，共同建設校內、校外實訓基地，共同完成“工學交替”的教學計劃，共同形成“雙師型”的專業教師隊伍，共同實施專業教學質量監控，共同設法解決畢業生的就業問題，等等。所以，高職學院的“校企合作”比普通本科院校的“校企合作”更加必要，也更加困難。
高等職業教育已成為職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高職學院作為高等職業教育的主力軍，任重而道遠。我們必須正視高職學院的學校定位問題，堅持高職學院的職業教育屬性、人才培養目標和辦學模式，發展中國的高等職業教育，努力實現黃炎培先生的職業教育理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