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的通知，貴州省文聯副主席、貴州省作協主席歐陽黔森代表直接從貴州一個叫三寶侗寨的村子趕到了北京。此前的大半年時間里，他一直在貴州農村采風體驗生活。

　　“深入生活，就是要真正地跟老百姓在一起，而不是走馬觀花、浮光掠影地到基層走一走、看一看。”歐陽黔森說，“這一兩年，文藝界的風氣的確在變化，廣大文藝工作者越來越能靜得下心，沉得下去。”

　　從“要我去”到“我要去”折射作風之變

　　關于文藝界近一兩年來的新氣象，上海滬劇院院長茅善玉委員用“感同身受”來形容。

　　以前文藝界彌漫著浮躁的氣息，創作和演出都帶有較強的功利色彩。“但現在，‘要我去’變成了‘我要去’。”茅善玉說。

　　從“要我去”到“我要去”，一字之差，體現的是文藝工作者態度和作風的轉變。

　　2015年，為復排民族歌劇《白毛女》，演員們主動去故事發生地河北省河坊村，與當地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正如主演雷佳所說：“體驗生活本來就是創作的一部分。”

　　2015年，在排演《鶴魂》時，中央芭蕾舞團年輕的演員們一次次深入到丹頂鶴群中，觀察它們的習性動作，了解養鶴工人的生活，揣摩如何將鶴的真實動作進行舞臺轉化。“一次次深入生活，一次次與群眾接觸，我發現孩子們變得懂事了，對藝術的領悟力也變得更強了。”中央芭蕾舞團團長馮英代表說。

　　“文藝工作者作風的轉變，帶動了文藝生態環境的改善。”在西藏自治區文聯主席韓書力委員眼中，這種改變是從行動到心理全方位的。

　　鮮活的生活讓創作也鮮活起來

　　深入生活，生活就會對其回贈，扎根人民，人民就會對其動情。正如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劉大為委員所說，鮮活的生活，讓我們的創作技法也鮮活起來。在生活中發現題材、啟發創作，才能體會到最真實的感情。

　　“深入生活就像孩子吸吮母親的乳汁，對創作者而言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營養。”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團長關峽委員說。

　　32年前，關峽來到云南紅河，搜集少數民族音樂、汲取創作靈感，創作出我國首部彝族題材的交響組曲《彝歌》。32年后，關峽再次踏上這片土地，靈感被再次激發，打算將《彝歌》豐富擴充。

　　在中國美術館館長吳為山委員看來，生活既包括現實生活，也包括民族文化的鮮活歷史。為了塑造蘇東坡的雕像，他曾數次去蘇東坡的故鄉四川采風；為了創作《延安窯洞對——毛澤東與黃炎培，1945年》，他曾重走西北革命故地，體味特殊年代特殊人物的生活與心境。在他看來，歷史所通向的就是生活本身。

　　讓“深扎”成為文藝界的常態

　　如何讓文藝界的新風氣成為常態而不是一陣風？

　　關峽認為，可以通過建立創作基地，讓藝術家和基層的雙向互動常態化。5年來，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在重慶、昆明等地建立了基層文化聯系點和創作基地，以便作曲家們深入生活、創作作品，同時促進當地文化資源的開發和傳播，從而形成良性互動和循環。

　　中央民族樂團團長席強委員建議，從文化部至直屬院團，再到地方文化廳局和所屬院團，都應該將采風納入日常工作的組成部分，各院團應著力在各地建設采風創作基地，從體制機制上理順采風與創作、藝術家與基層之間的聯系。

　　然而，很多文藝工作者是自由職業者，他們很多時候面臨著不知到哪采風、找誰采風以及經費、資源缺乏等問題。對此，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王興東委員認為，需要國家在政策、資金上對深入基層的自由職業者予以扶持。

　　（本報北京3月6日電 本報記者 韓業庭 魯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