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簡介

　　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成立于1209年，最早是由一批為躲避毆斗而從牛津大學逃離出來的老師建立的。亨利三世國王在1231年授予劍橋教學壟斷權。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齊名為英國的兩所最優(yōu)秀的大學，被合稱為“Oxbridge”，是世界十大名校之一，81位諾貝爾獎得主出自此校。劍橋大學是英國名校聯盟“羅素大學集團”（Russell Group）和歐洲的大學聯盟科英布拉集團（Coimbra Group）的成員。現任校長是艾利森·理查德。
　　劍橋大學所處的劍橋(Cambridge)是一個擁有10萬居民的英格蘭小鎮(zhèn)，距英國首都倫敦不到100千米，這個小鎮(zhèn)有一條河流穿過，被命名為“劍河”（River Cam，也譯作“康河”），早在公元前43年，羅馬士兵就駐扎在劍河邊，后來還在劍河上建起了一座大橋，這樣，河名和橋加住一起，就構成了劍橋這一地名。絕大多數的學院、研究所、圖書館和實驗室都在這個鎮(zhèn)上，此外還有20多所教堂。
　　 劍橋大學有31個學院，有三個女子學院，兩個專門的研究生院，各學院歷史背景不同，實行獨特的學院制，風格各異的35所學院經濟上自負盈虧；劍橋大學負責生源規(guī)劃和教學工作，各學院內部錄取步驟各異，每個學院在某種程度上就像一個微型大學，有自己的校規(guī)校紀。劍橋大學的第一所學院彼得學院于1284年建立，其他的學院在14和15世紀陸續(xù)建立。
　　劍橋大學的許多地方保留著中世紀以來的風貌，到處可見幾百年來不斷按原樣精心維修的古城建筑，許多校舍的門廊、墻壁上仍然裝飾著古樸莊嚴的塑像和印章，高大的染色玻璃窗像一幅幅瑰麗的畫面。劍橋大學有教師(教授、副教授、講師)1,000余名，另外還有1,000余名訪問學者。劍橋大學共有學生16,900名，其中包括6,935名研究生，72%的研究生來自其它大學，研究生中42%是國外留學生，女生占36%。大學校長為女王丈夫菲歷普親王(他同時兼任牛津大學校長)，設一名常務副校長主持日常工作。
　　劍橋大學的學生參與多種業(yè)余活動，其中劃船是最流行的體育運動，劍橋大學各學院間經常比賽，而且劍橋大學每年都會與牛津大學舉行劃船比賽。各學院間還舉行其他各種體育比賽，包括橄欖球、板球、國際象棋等。
　　該大學在世界品牌實驗室（World Brand Lab）編制的2006年度《世界品牌500強》排行榜中名列第五十九。

 

組織機構

　　劍橋大學實際上只是一個組織松散的學院聯合體，各學院高度自治，但是都遵守統一的劍橋大學章程，該章程是由大學的立法機構起草通過的，每年還會修訂。劍橋大學只負責考試與學位頒發(fā)，而招收學生的具體標準則由各學院自行決定，并自行招生。
　　劍橋的35個學院錯落有致地分布在只有10萬人左右的小鎮(zhèn)里。這些學院建于不同的時代，最早的已有七、八百年歷史了。就像它們的建筑一樣各具特色，每個學院都有各自的風格和獨立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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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與學院雖相輔相成，卻是不同的實體，在經濟上也是獨立的。大學是公有制，由國家撥款，而學院則為私有，自謀生路，自負盈虧。大學負責研究生的，而學院則負責本科生的招生，數量則由大學統一規(guī)劃。所有學生的教學是由大學負責的，而學院負責學生的生活和本科生的業(yè)余輔導。每年年底，大學按照各學院本科生的成績，按一定規(guī)則打分，把學院排隊，促使學院之間相互競爭。��
　　劍橋大學的校長是由學校參議院選舉產生的，一般都由社會上受人尊敬、有名望的人擔任。校長一職是象征性的，校長很少介入大學事務，一般只負責頒發(fā)榮譽學位和出席學校的各種慶典等，雖然他也可以給副校長和大學管理人員提供建議。真正負責大學日常事務的是副校長，由大學會議（Council）提名，劍橋攝政院（Regent House）投票任命。副校長下面還有多位助理副校長，負責專門的領域，協助副校長主持日常工作。
　　攝政院是大學最高立法與權力機關，由各學院的教職人員組成，有大約3,000名成員。他們可以制訂或修改學校規(guī)章、章程，投票任命副校長、大學會議成員、頒發(fā)學位和榮譽學位。決策的制定分兩種：第一種是較簡單、意見同意的動議（如任命校長和大學人員），一般都由大學會議提出，發(fā)表在劍橋校刊上發(fā)表公告，如果在10天內沒有一定數目的攝政院成員反對，就算通過。而如果是由大學會議以外人士提出的比較復雜、重大的動議，則也是由提案人先將動議發(fā)表在校刊上，然后舉行公開辯論，最后在提案人考慮過所有意見后，建議攝政院修改提案，然后再發(fā)表在校刊上，如10天內無一定數目的攝政院成員反對就算通過。但如果有一定數量的成員認為有必要，則攝政院需舉行投票。投票是通過郵寄方式完成的。當攝政院召開會議時由校長主持，如果校長不在則由副校長主持，如副校長也缺席則由其指定的某一學院院長主持。現在幾乎所有的事務都不必開會就可解決，但每年6月份必須召開4次會議，核準學位的頒發(fā)。此外如果劍橋大學需要頒發(fā)榮譽學位之前攝政院也需開會表決。
　　劍橋大學參議院曾經是最高立法機關，但是目前唯一的職責是選舉校長。參議院成員包括所有獲得劍橋大學碩士以上學位的學生或教授。
　　 大學會議全稱參議院會議，負責日常行政工作，成員共21人，包括校長（但一般不出席）、副校長和19名由選舉產生的成員。19人包括4名學院院長代表、4名教授代表、8名來自攝政院的其他成員和3名學生代表（其中至少有1名是研究生）。前三類成員由攝政院選舉產生，學生代表則由學生選舉產生。

 

行政機構

　　校長和副校長
　　學的現任校長是愛丁堡公爵，副校長是艾莉森·理查德教授。校長辦公室只是形式上設置的，而副校長則是大學實質的學術和行政首腦。大學內部的管理是由大學的各個部門獨立進行，而僅有少數的對外事務由大學中央機構委派代表處理。
　　參議院和攝政院
　　大學參議院成員必須擁有研究生或更高的學位，負責選舉產生大學校長和英國下議院劍橋大學選區(qū)的成員，直至1950年這一規(guī)定被廢除。在1926年以前，參議院是大學的行政部門，履行現在攝政院的職責。
　　大學攝政院是大學現在的行政部門，成員包括大學校長、高級管家、副高級管家、大學代表和來自大學和學院的高級成員。
　　議會和理事會
　　大學議會是大學政策制定和執(zhí)行機構，定期要向攝政院匯報，并監(jiān)督制衡攝政院的權利職能。大學議會有權向攝政院報告大學普遍關注的問題，并通過大學官方雜志將問題公布。自從2005年1月，大學議會兩位校外成員，2008年3月攝政院投票將議會校外成員增加至四位，并于2008年7月得到女王批準。
　　大學理事會負責大學的學術和教學工作，由議會負責管理。理事會同時管理大學不同科系的理事會，通過這樣的方式大學的不同部門都由中央行政機構管理和監(jiān)督。
　　科系
　　劍橋大學現有超過150所科系和研究機構，科系的成員通常也是一所或多所學院的成員，通常負責大學的學術和研究工作。
　　大學的科系和研究機構被組合為六所主要的科系，每個主要科系由許多科系和研究機構組成，并擁有一個議會負責監(jiān)督不同機構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劍橋大學六所主要的科系是：
　　藝術和人文
　　生物科學（包括獸醫(yī)醫(yī)藥）
　　臨床醫(yī)學
　　人文和社會科學
　　物理科學
　　技術
　　除此之外，劍橋大學的一些機構也負責大學的教學和研究，這包括劍橋大學考試委員會、劍橋大學出版社和大學圖書館。

 

課程設置

　　一般來說，英國的學制要比美國的短。劍橋大學的本科生一般是三到四年。上完三年，就可得到學士學位；上完四年，下來就是碩士(MA)；如果三年拿到學士學位后就參加工作，一年以后也可以在工作崗位上再交論文，直接申請碩士學位。所以嚴格說來，劍橋大學沒有真正的碩士，碩士學位只是一個過渡。副博士是劍橋和牛津的一個稍具特色的學位，因專業(yè)不同，一般是兩年，授課一年，論文一年，(經濟系為一年的課程加論文)。如果課程的考試成績(一般是四門課)超過65分，就可直接轉為博士，再讀兩年就可獲得博士學位。副博士和碩士的區(qū)別有三個：其一，副博士的一年或兩年時間是可以計算到博士的時間，而從碩士直讀博士，是至少需要三年時間；其二，如果你的最終成績在65分以上，學校可以為你提供開放的時間，在有效時間內(如兩年)，你隨時可去上學，再繼續(xù)你的博士學業(yè)；其三，劍橋規(guī)定，如果你拿到副博士學位后，工作滿一定年限，你也可直接提交申請博士學位的論文，學校根據你的論文質量和工作業(yè)績，可授你博士學位，而碩士則無此殊榮。但由此途徑得到博士學位是不太容易的。

專業(yè)設置

　　建筑和藝術史系；古希臘和羅馬語言文學系；神學系；英語系；現代和中古語言學系；音樂系；東方系；經濟系；教育系；歷史系；法律系；哲學系；社會和政治科學系；地球科學地理系；工程系；數學系；物理化學系；考古和人類學系；醫(yī)藥醫(yī)學系；計算機科學技術；土地經濟系；管理系；生物系；心理學

 

學校歷史

　　12世紀，圣芳濟修士、黑袍修士和卡莫修士，來到這片平坦、潮濕的沼澤區(qū)定居，劍橋鎮(zhèn)由此誕生。
　　1209年，牛津大學的兩名經院派哲學家被控謀殺了一名妓女，牛津市法庭將他們判處絞刑。為了表示抗議，牛津教師們有一段時間停止授課，紛紛離去，其中一部分人來到了劍橋鎮(zhèn)。 離開，重建，這不是什么不尋常的事；萊比錫大學也是一部分人從布拉格大學分裂出來后創(chuàng)建的。可為什么將這所大學建在劍橋，而不是在北漢普頓或斯坦福德呢？它們也是繁華的市鎮(zhèn)，也有牛津的大學生住在那里。為什么不是在倫敦呢？或在一座林肯這樣的主教座堂城市呢？當時那里已經有一所主教教堂學校了。
　　盡管在劍橋創(chuàng)建大學的情況模糊不清，根據記載：面對懷疑的市民，一群教師和大學生成功地爭取到了王室和教會的保護，這是不穩(wěn)定時代的基本條件。最遲1225年左右，劍橋的教師們就從他們當中選出了一位校長，他的權力得到了亨利三世國王的批準，大學的自主管理就由此而來。不久之后，1233年，格雷戈爾九世教皇也批準了，這種教會特權牛津直到1254年才享受到，說起這一點，劍橋的大學檔案員伊麗莎白·麗德哈姆－格林洋洋自得（“劍橋經常后于牛津起步但總是先于牛津完成。”）然而，更重要的是，亨利希三世及其繼承人的法令確保了這兩所大學的壟斷地位。一直到19世紀，整整六百年，牛津和劍橋都是英國僅有的大學。歐洲其它地方沒有哪里有這種壟斷的。
　　跟牛津一樣，劍橋的這所大學一開始也沒有自己的房子。他們在租來的房子里講課和生活，哪里有地方就在哪里。大學生們從一開始就住在旅舍（hostel）里，由店主負責監(jiān)督。1280年，在這種私人旅舍被有著自己的校舍和捐款的學院取代之前，全城已經有34家這種大學生公寓了，捐款能保證學院的持久性和獨立性。
　　1284年，艾利修道院的休·德·巴爾夏姆主教創(chuàng)辦了劍橋的第一所學院，彼得豪斯學院。直到學院章程它依照的都是比牛津的它早20年的主教學院、默頓學院的模式。彼得豪斯學院設有一位院長和十四名院士，兩位大長老負責每天的禮拜，兩名財務主任負責財務管理，一位募捐負責人，能付得起錢的時候就還請有一名門房。除去二、三名貧困學，這是一個獲得學位者的群體，一個高級大學生機構，按照的是巴黎索邦學院的模式。直到愛德華二世創(chuàng)建的國王學院，才在14世紀初期形成了指導性方案：以學院作為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集體。人們稱那些學生為國王的孩子們，他們確實還是孩子，入學年齡：14歲左右。
　　 當時上大學的都有些什么人呢？首先，主要是小地主和城市的上層社會將他們的兒子們送來劍橋，貴族和鄉(xiāng)紳比較少。中世紀早期學生的生活環(huán)境像修道院一樣嚴厲、貧窮。經常是只有神學博士，即獲得博士學位的神學家，有權得到一個自己的房間。其他的所有院士都跟一組大學生同居一室――圣約翰學院規(guī)定：“一張床上不超過二人，除非他們不滿14歲。”清晨和晚上必須做禮拜，坐在簡陋冰冷、地面鋪著干草的教室里聽講座、進行辯論。沒有體育活動和有組織的業(yè)余時間。唯一的調劑：城里的小酒館和夫人們。早在1342年就有人對大學生和大學教師們時興的越軌表示不滿了：“光頭本是他們的地位的標志，他們蔑視這一標志，女人似地將頭發(fā)長長地披在肩頭，或者燙成卷發(fā)、涂脂抹粉（……）他們穿毛領長袍、紅綠色格子的鞋，圍很長的真絲圍巾，他們手指上戴著戒指，腰纏又寬又貴、嵌有人物和黃金的腰帶，腰帶上掛著劍似的刀子。”
　　當時一學年就分成三學期了。和中世紀所有的歐洲大學一樣，在劍橋，基本課程設有七門“文科”, 人們也稱它們是“不能謀生的藝術”：老一套的語法、邏輯學和修辭學三學，然后是算術、音樂、天文學和幾何學四學，另有三門哲學：玄學、道德哲學和自然哲學。七年學習后，誰通過了文科考試，就成了文科碩士，有權授課。可是，如果有誰想成為法學、醫(yī)學或神學博士，在王室或教會發(fā)展，他們就得再熬過十年――整整十七年，沒有分文助學金。
　　牛橋畢業(yè)生從前就有最理想的就業(yè)機會。尤其是在1348／49年的那場奪走了英國近三分之一人口的瘟疫之后，對受過良好教育的牧師、管理人員、法學家、醫(yī)生的需求增加了。1370年前后劍橋共有八所學院,大約20多家旅舍。整個大學有將近700人，不及今天的一個女王學院的多。直到15世紀，牛津的這位窮表弟才具有了跟他的老伙伴同樣大的規(guī)模，雖然影響還不及它。
　　中世紀的學院也是靈魂得救的保障措施，它們有還愿教堂，必須長期在那里為他們的資助人做彌撒。創(chuàng)辦一所學院被視為宗教行為，就像捐資修建一座修道院或一幅祭壇畫一樣。劍橋早期的學院創(chuàng)建人絕對不只是教會人員。也包括國王和他們的女人，像伊麗莎白·德·克萊爾和彭布羅克伯爵夫人這樣的上層貴族的太太，國家官員、商人，主教相當少。基督圣體學院的監(jiān)護人最為特殊，它是劍橋（和牛津）唯一一座由城市的兩個行會共同創(chuàng)辦的學院，1352年――30年后，市民們險些又將它毀掉。
　　在中世紀的大學城市里，“市鎮(zhèn)”和“學院”之間的摩擦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早在1231年，亨利三世國王就代表大學生們向劍橋市長抱怨房租太高了。反過來，市民們又對大學的各種特權不滿，從對酒館營業(yè)執(zhí)照的監(jiān)督到自己享有審判權，這是13世紀以來所有的英國君主即位時答應這兩所大學的――這一形式一直持續(xù)到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統治時。憤怒積聚起來，1381年農民暴動襲擊了劍橋。暴民們在市長的率領下搶掠了大學生宿舍、學院和圣瑪麗學院里的大學保險箱。文獻被毀，文件和圖書被堆在市場上燒掉了：“不要牧師們教書，不要！”
　　城市必須為1381年的騷亂做出痛苦的賠償。國王重新加強了大學的地位。它后來還監(jiān)督劍橋鎮(zhèn)的度量衡、秤砣和生活用品價格。它甚至檢查城市市民的業(yè)余活動，足球和演戲、斗雞和斗熊。直到1856年議會頒布了一項法令，大學才失去了它的監(jiān)督城市的集市和年市、頒發(fā)酒館營業(yè)執(zhí)照和自行判決的權利。但它一直將它的不讓學生們受到最危險的誘惑的古老權利保持到1894年，即批準逮捕妓女和演戲的權利。直到1974年，大學在市議會里都有四名自己的代表。直到21世紀初，布萊爾政府才成功地剝奪了劍橋大學最后的特權，該特權可以追溯到理查德二世1382年的一封文件：頒發(fā)葡萄酒許可證的權利。
　　使中世紀的城市形象變化最大的莫過于興建學院，最激怒市民的莫過于大學地皮的擴張。當您坐在國王學院前的矮墻上時，您就很容易想象：墻后的草地上曾經密密麻麻地蓋著一排排房屋，一條條胡同通向河流，那座著名禮拜堂所在的寬敞庭院和草地曾經是一個完整的城區(qū)――1441年，亨利六世國王虛榮地興建學院，將它拆除了，平整了。那里曾經坐落著數百座手工業(yè)者的住房和商店，沿著曾經的米爾恩街分布，一條跟河流平行的主要街道，只能從它的剩余部份辨認出它的走向來：北起三一胡同，南至今天的女王胡同。那是一場模范性的城市改造，或許已經有了炒地皮，無論如何是一場徹底轉變結構的開始。河畔的手工業(yè)區(qū)變成了校園，歐洲最漂亮的學院公園之一，后園。
　　這期間大學建起了它的第一幢自己的大樓，有課堂、會議室、圖書館和管理大樓的老學堂（1350年－1475年）。別的學院都圍繞著這個學院核心：克萊爾學院、三一學堂、岡維爾學堂。劍河邊的倉庫、造船廠和碼頭也漸漸地消失了。1500年前后，劍橋有十幾所學院，大多數位于高街和劍河之間，南起已經位于城墻外的特蘭平頓門旁的彼得豪斯學院，北至后來的三一學院和圣約翰學院的所在地。這一發(fā)展很明顯：大學在城市西區(qū)擴張，東區(qū)仍然以town（市民）為主，而不是gown（學袍）。
　　人文主義思想也隨著印刷術傳播開來。歐洲這場古典精神的偉大復興運動最杰出的代表是來自鹿特丹的伊拉斯謨。伊拉斯謨來到劍橋。他來了，咒罵這里的氣候、走了味的啤酒、差勁的抄寫員，實際上是對一切都不滿，斷斷續(xù)續(xù)地呆了近三年。從1511年到1514年他住在女王學院，教授神學和希臘語，寫作，翻譯，出書，通信，有著無人能及的旺盛精力和優(yōu)雅文風。伊拉斯謨對于劍橋不僅僅是一名布道者。原始資料研究取代了中世紀的經院哲學。重心從神學轉到了雄辯術，從培養(yǎng)牧師轉到了培養(yǎng)有學問的國家棟梁。從此以后，古代語言和文學在英國大學的教學課程里長期占有重要地位。劍橋人文主義者對希臘語和希伯萊語的興趣帶來了圣經和古代宗教著作的校勘版本。這里也是改革的溫床。
　　將伊拉謨斯召來劍橋的那人是他的朋友約翰·費希爾，他在這一發(fā)展中起了關鍵作用。他是女王學院的院長，羅切斯特主教，擔任大學校長30年，是一位學者和影響巨大的組織者，而且還是亨利七世的母親瑪格麗特·博福特夫人的懺悔神父。這位虔誠的院長不是建議她將財產捐給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而是建議她將她的靈魂的救贖和劍橋聯系在一起：先是捐助一個神學教授席位（1502年），劍橋最早的教師職位，然后是一所學院，基督學院（1505年），身后又捐建了第二所學院，圣約翰學院（1511年）。亨利七世完成國王教堂也要歸功于約翰·費希爾的參與。巨額的捐助，學生人數的增加，人道主義的教學計劃，這一切都使劍橋大學在幾年內上升為一所歐洲級別的大學，首先是和牛津處于同等水平。約翰·費希爾是位改革家，但他信奉正教。他將溫和的伊拉斯謨召來了劍橋，讓人公開焚燒馬丁·路德的作品。到頭來他自己站在了斷頭臺上。他的對手中包括一位耶穌學院從前的院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克蘭默。他提醒亨利希八世國王，說劍橋的神學家們同意對棘手的教會權益的決定權做出有利于他的解釋。在威脅性的強迫之下，大學同意了，但大學校長不同意。1535年，約翰·菲希爾被當作大叛徒處決了，400年后他又被奉為圣徒。
　　和較為保守的牛津不同的是，劍橋的教師們愿意接受路德的新教學說。他們于1521年聚集在國王學院的白馬酒館，討論從德國傳來的這一新理論。人們稱這一同情者的團體“小德國”（Little Germany）。要不是它們的酒館早就被拆除了的話，我們肯定會在那里讀到這樣的牌子：“英國新教的先驅者們曾經在此喝酒。”休·拉蒂默、托馬斯·克拉默、邁爾斯·科弗代爾、馬修·帕克、威廉·廷代爾――作為圣經譯者、主教和大主教，“小德國”的這些朋友們?yōu)樵谟�國傳播宗教改革做出了決定性貢獻。兩本書起的作用特別大，廷代爾的《圣經》和克拉默的禮拜書《公禱書》。
　　亨利希八世本人從來沒有對劍橋產生過特別的興趣，卻向大學捐贈了五個王家教授席位，這屬于時代和它的火焰式國王的自相矛盾。在這個突破的時代，王室需要牛津和劍橋充當可靠的管理人、法學家和牧師的儲備室，充當政府的學院支柱。因此，亨利希八世本人最終于1546創(chuàng)辦了一所學院，將兩座較老的學院合并成一座規(guī)模更大、超過了迄今所有學院的新學院，三一學院，這不僅僅是貴族自由的標志。至今它仍是劍橋唯一的一所不由院士選舉、而由王室根據首相的提議任命院長的學院。
　　1553年，亨利希的女兒、信奉天主教的瑪麗亞·都鐸登上了英國的王座。異教徒委員會成立起來了，學院院長都被撤職了。劍橋的三位革命先驅，克拉默、拉蒂默和里德利，都被燒死在牛津的火刑堆上。一些新教徒逃去了大陸上，有一些入土后也得不到安寧。1556年2月6日，新教神學家馬丁·比塞和保羅·法基爾斯的尸體被挖出，他們的棺材被用鏈子縛在樁子上，抬到劍橋的集市廣場上焚毀了，好像它們是異教的復辟者似的。
　　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信奉新教，在她的統治下，大學漸漸得到了鞏固，這次王位更替影響深遠。人們繼續(xù)激烈地爭論圣經和教會的權威性。承認英國國教的宣誓使許多人陷進了一場良心糾紛、無論是天主教徒還是完全忠于伊麗莎白一世的清教徒都一樣。這位“處女女王”引進了院士必須獨身的戒律，只有院長例外。從1570年起，這一禁止結婚的命令就被納入了大學的規(guī)定――正式地直到1861年。創(chuàng)建了新的學院。埃曼努爾學院（1584年）和悉尼·蘇塞克斯學院（1596年），兩個學院都旨在促進新教，為了顯示它們和信奉天主教的歷史決裂，兩座禮拜堂最初都是坐南朝北，而不是坐西朝東。
　　伊麗莎白一世只來過劍橋一回，那是在1564年夏天，她更喜歡“親愛的牛津”，并且資助它。可在她長時間的統治期間，劍橋大學前所未有、以后也再沒有這樣接近過王位和權力。她的大臣，伯利男爵威廉·塞西爾，在他的母校擔任校長近四十年。劍橋的畢業(yè)生相繼擔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任職于國家和教會的高級部門。
　　隨著宗教上的穩(wěn)固，大學生的人數也從1570年的1630名上升到1620年的3000名左右。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紳士”――下等貴族的兒子們前來就讀了。當時形成了三類大學生：貴人（noblemen），他們支付昂貴的學習費用，不用考試就能拿到學位，作為fellow commoner和院士同桌用餐，這是他們的許多特權之一；公寓生（pensioners）,來自中等階層的大學生，他們支付住宿和學習費用，但少一些；最后是sizar們，來自貧困家庭的助學金領取者，免除了費用，但必須在學院里從事服務。大學的三種社會等級的教育基礎是16／17世紀發(fā)展形成的導師制，同時也是學院經濟的一部份。年輕院士靠當導師維持生活。
　　數百年來，劍橋城只是這所大學的后花園，是廉價勞動力倉庫。早在1954年，愛爾蘭劇作家肖恩·奧卡西訪問過劍橋后就寫道：“這座城市擠在、彎彎曲曲地緊挨在學院建筑的周圍，給人的印象像是一個沒落的小伙子想期望一位富親戚賜給他一個工作。”學院越擴張，它們對門衛(wèi)、校役、清潔女工和匠人的需求量就越大。城市仍然相當小――1801年首次人口普查時，居民人數才不足9000人――是繁華農業(yè)經濟中心的一個小鎮(zhèn)。這里住著農民、石匠、啤酒釀造工人、裁縫、鞋匠、商人。城里沒有大房子，有錢人住在周圍的莊園上。但是，全國各地的客人、倫敦的馬車、大陸的商人，他們每年都要來劍橋一次：在九月份，來趕斯圖爾橋年市。
　　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們更喜歡牛津；他們將劍橋當作前往新集市賽馬時中途休息的地方。當詹姆斯一世1614年留宿三一學院時，整個學院里禁止吸煙，因為眾所周知，這位國王厭惡吸煙。為了供他消遣，教師們安排了一場哲學戲，一場有關 “狗們是否進行三段論”問題的辯論表演。最后得出結論，狗不能思維。那位君主聽后說，他的狗是例外。教師們鉆牛角尖地高聲附和。毫無疑問，劍橋是一個精神活躍的地方，充滿神學和政治的辯論，獲益匪淺的不光是年輕的彌爾頓。在悉尼·蘇塞克斯學院，學生奧利弗·克倫威爾接觸到了加爾文教的思想，1640年他以一票的優(yōu)勢代表劍橋被選進了議會――“那唯一的一票既毀了教會也毀了王國。”圣約翰學院的院士、詩人約翰·克利夫蘭議論道。和城市不同的是，內戰(zhàn)爆發(fā)時，大學繼續(xù)忠于王室。1643年克倫威爾返回來，將學院變成了軍營，將劍橋變成了東英吉利議會運動的司令部。大多數院長丟掉了他們的官職，有一半院士，共200多人，被解雇了；有些逃去了查爾斯一世駐陛的牛津。威廉·道辛受議會委托，想毀掉學院里從改革中幸存下來的一切：天使、圣像、各種顯示羅馬教皇權力的東西。不管這位塑像破壞者做得有多野蠻，他也反映了克倫威爾的許多同時代人極其虔誠。
　　“祈禱和布道時謹防睡眠，因為那是死亡之睡眠。”1660年前后三一學院的學生規(guī)章里寫道：“不下棋或很少下棋，因為它雖然是一種機敏的游戲，但太單調太費時了。制止足球，因為它是一種粗魯的、激烈的運動，更適合小丑而不適合學生。”
　　在君主制復辟之后，統一行為又恢復了英國的舊規(guī)定。王室的寵兒被指派來擔任大學校長。對教師的雇請也連續(xù)幾十年反映了王室繼承人在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信仰變換。在此期間，能夠以笛卡爾的堅定不移進行研究和教學的不光是劍橋的柏拉圖主義者們，一個自由宗教哲學組織：“道理是主的燭光。”信仰尋找理性的理由，理性發(fā)現了一種新的宗教，自然科學。倫敦皇家俱樂部（1660年）成立后設立了數學、化學和天文學的教授席位。艾薩克·牛頓這顆明星在劍橋上空閃耀。但學生們最熱烈的爭論是在咖啡館里舉行的，清教徒們和理性主義者都在那里享受這一新的時髦飲料，享受清醒的狂歡。學說、學院的流言蜚語、學生詩歌、不久又有了第一批報紙，都在咖啡館里流傳。這些網吧的先輩變得如此流行，校長和院長們不得不于1750年頒布禁止上午就去咖啡館的禁令。不同于牛津的是，當時劍橋和倫敦之間的往來還相當少。直到1792年才有了一輛直達的定班郵車。倫敦――劍橋這一段它要走七小時一刻鐘。
　　18世紀，王室和議會進一步聽任大學自主管理。教師和學生們干他們最想干的事：學習、享樂。他們去釣魚和狩獵，去咖啡館，看演出，逛妓，妓女們懂得，集中在一起的這些禁欲的院士和大學里的年輕牡馬是個有利可圖的市場。在圣約翰學院的教師公用室里，在喬治時代的學院布景里，還能對這個風雅和鋪張的時代有所感覺――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父親萊斯利·斯蒂芬稱之為“這個極其舒適和令人尊敬的世紀”。打瞌睡的教師和狩獵、酗酒的大學生的畫作是當年的牛橋毫無創(chuàng)意的作品。早在那時候，古怪的貴族子弟們的越軌行為就比讀書人（reading men）的駝背更受人尊敬。然而，大多數學生來自貧困家庭，他們辛苦工作，希望最終至少能得到一個謀生的牧師位置。喬治時代劍橋的許多教授不舉辦講座或不在學校。
　　1800年左右，劍橋（和牛津）的名聲受到損害。另外兩所大學超過了它們，尤其是在自然科學方面：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和哥廷根大學，那是喬治二世創(chuàng)辦的大學，不久就成了漢諾威人最著名的大學。另外，在英格蘭也首次出現了競爭對手，德勒姆大學（1832年）和倫敦大學（1836年）。牛橋失去了它的壟斷地位。同時大學生的人數卻在上升。發(fā)達起來的資產階級的中等階層需要新的培養(yǎng)場所。在維多利亞王朝這一越來越工業(yè)化和商業(yè)化的社會里，劍橋也感覺到必須幫忙。應該改革了。一位科堡-高塔王子、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阿爾伯特推動了這次改革。
　　1847年，劍橋大學以微弱的多數將這位不受歡迎的德國人選為校長。阿爾伯特親王終于有了自己的活動場所，讓女王松了一口氣。他果然比英國大多數的大學教師更了解德國和英國的教育事業(yè)。但他太遷就劍橋的傳統，不能進行真正的重要改革。直到1858年的大學法案才開始修改章程和教學內容。學院在大學面前過于獨斷專橫的自治也受到了限制。特權時代結束了。不光天主教徒們要求完全的教育權利。這回連婦女也想上大學了。
　　1869年，當埃米莉·戴維斯小姐開始教授五位女生時，她的這一起點既很低又很重要。格頓學院是大英帝國的第一所女子學院，兩年后紐納姆學院也興辦起來了。讓年輕姑娘們獲得思想和社會自由？這會帶來什么后果？這可不是維多利亞社會所理解的進步。劍橋的教授們漸漸習慣了有婦女參加他們的講座。不過，阿瑟·奎勒－庫奇爵士堅持用“先生們（Gentlemen）”稱呼他的男女混雜的聽眾。早在1890年就有一位女生在同年級考試中獨占魁首。但她還要很長時間都拿不到學位，評議會的先生們反對授予她學位。劍橋是最后一所同意婦女享有完全平等的大學教育權利的英國大學，從選舉權到學位頒授典禮。這一年是1948年――比牛津晚了28年，這也是一項紀錄。作為劍橋的男子學院，國王學院和丘吉爾學院率先于1971年招收起了女生，莫德林學院是最后一所（1987年）。在“我們男女生混雜”的那些英雄的年代里，圣約翰學院的門房負責人告訴我道，“我的前任鮑勃·富勒戴著黑色袖章，我們的院旗降半旗在空中飄揚。”今天，在劍橋，女生所占比例超過了三分之一，但只有百分之六的教授是女性。
　　1871年，又一項法律結束了對不信奉英國國教者的歧視。在那之前，誰想獲得碩士頭銜、學院官職或教授席位，都必須宣誓信奉《三十九條信綱》。1563年開始實行的這一信奉英國國教的聲明將天主教徒、猶太教徒和其他持不同宗教信仰者排除在牛橋門外。這一寬容法令姍姍來遲，即使在這之后，學生們也必須每天去禮拜堂祈禱――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有些學院還要久。
　　1861年，人們注意到了第一位已婚教師，這顯示劍橋大學在漸漸地脫離中世紀。一年前這所大學正式取消了禁止院士結婚的規(guī)定。由于各學院有權自主決定此事，直到1880年之后，院士們的結婚愿望才取得了成功。這給劍橋帶來了一場建筑和嬰兒的小小興旺。院士家庭日漸增多，當為它們修蓋新房時，一種生活形式在各學院里走到了盡頭：院士和學生同居一室的共棲現象。
　　有些教師至今還在懷念這種狀況：“我相信學院是一個家庭，單性學院真的是個家庭。”彼得豪斯學院的大衛(wèi)·沃特金院士告訴我說：“我理想中的地方是教師們生活在學院里，學生們生活在與社會隔離的狀態(tài)。那是一個特殊的社會，它生活得心滿意足，一個追隨一種懶散的平等時尚的小念頭就讓它發(fā)生了變化。在一個高等教育的地方我不歡迎任何平等的成份。”從遺傳學來看，取消結婚禁令神奇地提高了牛橋因子。一些院士家庭相互聯姻，他們的孩子成了牛津和劍橋的教師、伊頓公學或橄欖球學校的校長，他們攀升到政治、文學、出版界的重要位置。屬于牛橋的這個大學教育王朝的有阿爾諾德家族、阿德里安家族、巴特勒家族、赫胥黎家族和斯蒂芬家族，像格尼家族、弗賴尹家族、加斯克爾家族、霍奇金家族這些貴格會教徒家庭，像麥考利家族、特里維廉家族和達爾文家族這些光彩奪目的名字，他們反過來又和凱恩斯家族聯姻。從世紀之交到1930年，這少數家族超大比例地培養(yǎng)出了很有影響的杰出人才――一個極其保守的“知識分子貴族階層”，劍橋歷史學家諾埃爾·安南對他們血緣和精神的相似進行了描述，他是他們最后的偉大繼承人之一，他娶了一位來自烏爾施泰因家族的柏林女子為妻。
　　牛橋的近親婚配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在社會上排斥外人。大學改革之后，工人家庭的兒子們也很少有機會。查爾斯·金斯利寫道：“我們孤傲，其真實原因是因為我們窮。”對于他的長篇小說的主人公、裁縫和詩人阿爾頓·洛克來講，在1850年，劍橋是高不可攀的，就像世紀末的牛津對于托馬斯·哈代筆下的石匠裘德一樣。他的這部長篇歷史小說中只留下“維斯沃德·霍！”這個地名，金斯利本人1860年成了劍橋的現代史客座教授。阿爾伯特親王請他擔任其長子的導師、當時的三一學院的學生（愛德華七世），金斯利的“肌肉基督教”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人階級的冠軍和親王教育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和天主教仇恨者――也正因為它體現了這個時代的矛盾，劍橋人查爾斯·金斯利在維多利亞時代才那么家喻戶曉。
　　1870年，當時的大學校長，威廉·卡文迪什，德文郡的第七代公爵，資助了一個實驗物理學教授席位和一所實驗室，兩者都是以他的一位祖先、物理學家亨利·卡文迪什的姓氏命名的。那是自然科學輝煌發(fā)展的開始，它的催化劑就是卡文迪什研究院。工業(yè)革命沒有波及到劍橋。1845年，在城市和大學爭執(zhí)了20年之后，至少鐵路修到了這里，大學很想阻止鐵路修到這里（和牛津一樣）。校長強烈抗議星期天去倫敦的廉價返程票。這種星期天的出游“不僅校方覺得可惡，也必然讓上帝和所有虔誠的基督徒覺得討厭。”
　　大學至少做到了讓火車站修在遠離市中心的當時還一片空曠的地帶。那里，在城市東面，鐵路工人的一排排住宿樓蓋起來了，人們稱這個羅姆賽區(qū)為“小俄羅斯”，而大學教師們住在城西他們的別墅里，在后園對面。19世紀劍橋人口增加了四倍，居民人數將近五萬。很多人生活在中世紀的市中心，擠在小屈里街周圍的胡同和院子里。營養(yǎng)不良、傷寒、賣淫司空見慣。全部廢水都被排進了劍河。當維多利亞女王1868年訪問劍橋從一座橋上下望時，水里漂浮的那許多紙片令她感到奇怪。“夫人，這是此地禁止游泳的告示。”三一學院的院長威廉·休厄爾向她解釋道。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劍橋是一座衛(wèi)戍城市。護士們住進了學院里，戰(zhàn)地醫(yī)院設在板球場上。不久，禮拜堂里就開始沒完沒了地舉行悲傷的追思禱告了。到1918年11月11日圣瑪麗大教堂敲響宣告停戰(zhàn)的鐘聲為止，僅劍橋就有2000名學生陣亡。20年代的情形，仿佛愛德華時代又回到了學院里，永遠年輕、迷人的魯珀特·布魯克的精神，美人和智者圍聚在他周圍，一個撐船比賽、五朔節(jié)集會和布魯萊利口酒的世界。
　　兩場大戰(zhàn)之間的劍橋是一個快樂優(yōu)雅和知識論爭的地方，代表人物有伯特蘭·羅素、梅納德·凱恩斯、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哲學、經濟和自然科學發(fā)達，學生戲劇和道德科學俱樂部赫勒蒂克斯或所有俱樂部中最高檔的使徒俱樂部等辯論協會也很興旺。希特勒的上臺讓這些爭論變成了血淋淋的現實。弗吉尼亞·沃爾夫的侄子朱利安·貝爾及其朋友約翰·康福德就屬于在西班牙內戰(zhàn)中陣亡的年輕的劍橋志愿者，書包里裝著《資本論》。1933年后，很多大學生和教師覺得馬克思主義是唯一值得欽佩的選擇。國王學院的院士、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甚至直到1990年都還是共產黨員。不光是克格勃在劍橋知識分子的這個優(yōu)秀環(huán)境里征召像基姆·菲爾比和安東尼·布蘭特這樣的名間諜。英國情報部門也在那里為它的布萊奇利公園里的密碼破譯小組找到了了不起的人才，首先是數學家艾倫·圖林，他為破譯德國國防軍的恩尼格瑪密碼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僅僅在1938／39年就有近四萬猶太人逃亡到英國尋求避難。他們中有一位是來自蒂賓根的18歲的戈特弗里德·埃倫伯格，他以杰弗里·埃爾頓的名字在劍橋成為國內最重要的都鐸史歷史學家之一。在希特勒時代，只有十分之一的避難申請者能被英國接受，這是限制性英國移民政策的結果。大學援助委員會是個于1933年開始工作的援助組織，當時，在它的幫助下，首先是流亡的自然科學家在劍橋找到了避難所，其中有維也納化學家馬克斯·佩魯茨，他于1947年建立了享譽全球的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因為他的畢生事業(yè)，對血紅蛋白的研究，佩魯茨于1962年和他的同事約翰·肯德魯一起榮獲諾貝爾獎。
　　誰今天穿行在劍橋大學，幾乎在所有的學院都能看到二戰(zhàn)陣亡者紀念碑，單在彼得豪斯學院這樣一所小學院里，紀念碑上就刻有60個名字，三一學院有389個。1945年后廢除了在夜色降臨后上街必須穿長袍的規(guī)定――大變化的一個小信號。學生人數劇增，從不足六千人（1938年）上升到一萬二千（1984年）多。今天大學共有31所學院，約一萬七千名學生。新建的學院里有些是純粹的研究生院：達爾文學院、沃爾夫森學院、克萊爾學堂。大學大大超出了市中心。這一發(fā)展始于1934年新建的大學圖書館，到20世紀末就在城西出現了一個新校園。自然科學在那里占主導地位，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1959年夏天，劍橋舉辦了一場引起轟動、至今仍被援引的講座，雖然講座內容當時就不新鮮了：“兩種文化和科學革命。” C.P.斯諾，卡文迪什實驗室的物理學家和作家，他埋怨自然科學家缺乏文學教育，人文學者對熱力學的第二原理一無所知。他認為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之間的鴻溝日益增長、給經濟和社會造成了不良影響，這一理論尤其在劍橋引起了盛怒。數學家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伯特蘭·羅素，不正是最好的反證嗎？當時的文學史泰斗、唐寧學院的一位F.R.利維斯教師成了斯諾最無情的對手。但他的辯論早就過時了。電腦技術和遺傳技術代表著社會的重大變化，文化大官們對此知之甚少。
　　不過，劍橋的思想精英比英國的其他思想精英更早地適應了這一發(fā)展，這不光是體現在創(chuàng)建丘吉爾學院一事上。1970年，由三一學院發(fā)起的科學公園成了高技術研究和經濟、“市鎮(zhèn)”和“學院”之間的催化劑。劍橋以自然科學為主，但也沒有丟棄它在社會科學各學科中的傳統優(yōu)勢。由工程系發(fā)展成了一個獨立的新學院，工學院。這一切發(fā)生的背景都是那只將劍橋（和牛津）看作古老的教育精英遺物的高校政策。牛橋的目標是培養(yǎng)紳士，而不是培養(yǎng)商人：撒切爾政府從蕭伯納的名言中得出了慘重教訓。大學也應該遵循新的、商業(yè)化的優(yōu)先政策。引進了效率檢查、產品證明，大幅度削減了政府補貼。人員眾多的導師制受到的影響尤其大。工黨政府也對牛橋繼續(xù)推行節(jié)約和懲罰方針。托尼·布萊爾和瑪格麗特·撒切爾兩人都是牛津的畢業(yè)生，對將他們培養(yǎng)出來的這種大學精英原則結成了近似弒父的同盟。工黨理論家們不是改進國家的教育制度，而只是非難私立學校的優(yōu)勢。盡管如此，相對于私立學校仍然比例過大的47％，劍橋大學在1999年還是成功地將國立學校的新生比例提高到了53％。它執(zhí)行一種盡可能是精英階層的入學政策，堅持既促進機會均等又不放棄要求成績優(yōu)異的原則。
　　在英國和歐洲大陸，高校教育的大眾化和平庸化只能對埃諾爾·安南這樣的牛橋捍衛(wèi)者為精英大學辯護的“龍生龍鳳生鳳”辯護詞起到支持作用。這位英才，他以看似無政府主義的風格對待現實問題，頑固得近乎游戲地展示他的高超技術，于1998年舉辦了劍橋大學抒情詩競賽。為了贏得自18世紀以來頒發(fā)的、以彼得豪斯學院的一名院士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布朗男爵獎章，必須做詩兩首：一首以“因特網搜索”為題材的古希臘語頌歌和一首論克隆技術的拉丁語詩歌。
　　劍橋大學的輟學率至今仍是全英國最低的（英國為1％――德國為50％左右）。

 

劍橋軼事

劍橋“使徒會”

　　劍橋的“使徒會”由三一學院和國王學院的最優(yōu)秀的１２名成員所組成，這些人不僅要絕頂聰明，而且要出身顯赫，每一個人都注定會成為英國統治階層中的一員。他們每周六在一處秘密會所聚會，討論范圍從哲學、美學到政治、商業(yè)。他們有自己嚴格的清規(guī)戒律，同時也蔑視社會的普通道德，他們自認為擁有人類最智慧的頭腦，他們認為自己天生就是世界的統治者，并相互之間反復灌輸這一信念。凱恩斯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說道：“我們這種道德上的優(yōu)越感是不是有些自大狂？我有一種感覺，這個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從來就看不見任何事物（的本質）（因為）他們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惡。”在這個圈子里，除了凱恩思和著名哲學家羅素這樣的學者型精英，還包括羅斯切爾德男爵這樣的金融巨頭。離開劍橋之后，每周六仍然參加“使徒會”秘密會議的成年使徒被稱為“天使”，他們積極參與選拔新使徒和其它活動。

 

入學手冊

　　入學須知：本科生通常向各個學院提出申請。申請時要注意，來年的申請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0月15日，到時申請表必須寄到劍橋，或者UCAS申請表，這時也必須寄到UCAS。你不得同時申請牛津和劍橋。
　　入學要求
　　IELTS7.0以上，單項得分不得低于7分，或TOEFL600。
　　費用情況
　　申請費：35英鎊
　　海外生學費(tuition fee)：文科和數學10752英鎊，理科14073英鎊，臨床醫(yī)學 26028英鎊
　　學院學費（college fee, 海外學生必須繳納）：4500-5000英鎊
　　生活費：6000－7000約英鎊
　　住宿費：要看大學但是約5000－6000英鎊
　　學習考試
　　英國的大學不設學分制，要求所有人都得按部就班完成規(guī)定時間的學習才能拿到學位。英國大學生的上課時間并不多，但每次上課，老師都會開一大堆的書目（reading list）。在課下都要到圖書館去查找，大量的時間就用在了圖書館中。和中國學生有所不同的是，英國學生在進入大學前，心中就已有了一個研究的方向，在后來的學習中會有意識的發(fā)展這方面的研究。在一邊念書的同時，一邊從事研究工作，整天忙于實驗室和圖書館。像劍橋、牛津這樣的名校，一些本科生在畢業(yè)前就會成為學者、科學家，在某個方面取得不小的成就。

 

社團組織

　　與劍橋大學有關的組織包括：
　　劍橋大學學生聯合會（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CUSU）
　　劍橋聯合會（The Cambridge Union Society）
　　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劍橋大學圖書館（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著名校友

　　魯珀特·布魯克（國王學院）
　　拜倫（三一學院）
　　亨利·卡文迪許（彼得學院）
　　格雷厄姆·查普曼（伊曼紐爾學院）
　　愛德華·柯克爵士（三一學院）
　　塞繆爾·柯立芝（耶穌學院）
　　托馬斯·克蘭默（耶穌學院）
　　奧利弗·克倫威爾（西德尼·蘇塞克斯學院）
　　查爾斯·達爾文（基督學院）
　　小威廉·皮特（彭布羅克學院）
　　約翰·戴登（三一學院）
　　愛德華·摩根·福斯特（國王學院）
　　邁克·弗賴恩（伊曼紐爾學院）
　　喬治六世（三一學院）
　　珍·古道爾（達爾文學院）
　　托馬斯·格雷（彼得學院）
　　約翰·哈佛（伊曼紐爾學院）
　　弗雷德·霍伊爾（伊曼紐爾學院）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國王學院）
　　C·S·劉易斯（麥格達倫學院）
　　瑪格麗特二世（格頓學院）
　　克里斯托弗·馬洛（圣體學院）
　　托馬斯·馬爾薩斯（耶穌學院）
　　約翰·彌爾頓（基督學院）
　　艾迪梅爾·納布可夫（三一學院）
　　伊薩克·牛頓（三一學院）
　　塞繆爾·佩皮斯（麥格達倫學院）
　　希爾維亞·普拉斯（紐納姆學院）
　　尼古拉斯·雷德利（國王學院）
　　薩爾曼·拉什迪（國王學院）
　　伯蘭特·羅素（三一學院）
　　恩內斯特·盧瑟福（三一學院）
　　阿爾弗雷德·丁尼生（三一學院）
　　埃瑪·湯普森（紐納姆學院）
　　艾倫·圖靈（國王學院）
　　約翰·沃利斯（伊曼紐爾學院）
　　弗蘭西斯·華興漢（國王學院）
　　詹姆斯·沃森（卡萊爾學院）
　　安德魯·維爾斯（卡萊爾學院）
　　維特根斯坦（三一學院）
　　威廉·沃茲沃斯（圣約翰學院）
　　斯蒂芬·威廉·霍金（三一學院）
　　徐志摩（國王學院）
　　李光耀（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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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技巧

　　申請牛津劍橋填寫表格有技巧
　　劍橋大學的申請即將在9月20日截止，留學咨詢顧問華才鋒老師提醒學生在這個申請的關鍵時刻千萬注意，在申請牛津劍橋的表格中最好填選PreferenceCollege（優(yōu)先選擇學院）。
　　華才鋒解釋，如果學生把這個問題空著，就表明學生對牛津或者劍橋的各個學院沒有傾向性偏好而選擇了OpenApplication（公開申請），如果填寫了某個學院的名字則表明采用的是Applicationtoacollege（申請一個學院）的方式，這兩種方式都不是明智的選擇。因為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將直接決定學生在牛津劍橋申請之旅上迥然不同的申請程序和錄取要求，甚至會直接影響申請的成敗。
　　他表示，很多學生具備了A－Level和IELTS高分、獨辟蹊徑的個人陳述、熱情洋溢的推薦信、精彩出色的面試筆試回答，卻忽略了申請表格填寫技巧或者弄巧成拙，都會對申請結果產生負面影響。他提醒學生，“在申請的路上，所有的技巧都不應該錯過，只有融會貫通才能發(fā)揮最大的威力，所有的競爭優(yōu)勢只有經過整合才能充分發(fā)揮作用，只有這樣，牛津劍橋才會變得觸手可及。申請牛津劍橋，除了需要及早準備，更需要一路謹慎、細致。”（丁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