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來源：光明日報
杜甫作于唐代宗大歷元年（766）之《夔府書懷四十韻》末句“凡百慎交綏”，自宋人郭知達始，古今注說多據晉代杜預對《左傳·文公十二年》“乃皆出戰，交綏”句的注解“古名退軍為綏”（引自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認為此句表達的是詩人希望諸將奮力進攻而不可輕言退兵之意。近來有同志提出“交綏”即“交戰”，“慎交綏”實為“慎交戰”，杜句應解作“希冀朝廷謹慎用兵、盡快消弭兵災的意愿”，體現出杜甫“一向的反戰情緒”。（郝潤華《杜詩“凡百慎交綏”意蘊索解》）據字詞本義，全詩意脈以及杜甫后期身處之時局，這個新解不能成立。
按，綏字，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云：“車中靶。”清人段玉裁注云：“靶者，轡也，轡在車前，而綏則系于車中，御者執以授登車者，故別之曰車中靶也。”段氏復引《論語·鄉黨》“升車，必正立執綏”句周生烈所作“正立執綏，所以為安”之注，引申“綏”為“凡安之稱”，進而補許慎所謂“綏”字乃“從絲，妥聲”曰：“毛公曰：‘妥，安坐也。’綏以妥會意，即以妥形聲。”（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綏”字從求安的本義，演化為后來的通“退”，其間邏輯，唐代孔穎達有過很好的疏解，孔氏疏“綏”云：“綏必是退軍之名。綏訓為安，蓋兵書務在進取，恥言其退，以安行即為大罪，故以綏為名焉。”（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十九下）意即“綏”本作“安”解，因兵書諱言“撤退”，故以“綏”通“退”。
論者或舉舊史及詩文文獻中多處語例以證“交綏”為“交戰”意者，然而一方面有些語例存在明顯誤讀，如陳師道“舊好無新功，終年此交綏。未須堅百戰，當即建降旗”（《贈趙奉議》）、劉克莊“君豪頻挑戰，吾老怯交綏”（《題蔡烓主簿詩卷》）諸句中的“交綏”，顯然即只能作“交退”而非“交戰”解。更重要的是，文獻中出現“交綏”者，往往是與“退”“覆”“敗”聯系在一起，如《梁書·武帝紀上》“公治兵外討，卷甲長鶩，接距交綏，電激風掃，摧堅覆銳，咽水涂原，執俘象魏，獻馘海渚，焚廬毀帳，號哭言歸”一段，描寫的就是一場敗仗的發生，所謂“接距交綏”，指的是對方和我軍接距即交綏（潰敗），這里的“接距”與“交綏”，是因果連接而非并列關系。再如唐人杜牧《為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中“健兵倅馬，不可當鋒。雖李廣材能，充國沉勇，但能閉壘，豈敢交綏”數句，杜牧此文作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三州七關收復后，此處的“但能壁壘，豈敢交綏”，正是對前引《左傳》原典的剪裁化用。按“交綏”出現在《左傳》中，是緣于一場秦晉戰事，當時晉人臾駢根據秦軍之不耐久戰，向主帥貢獻“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的戰術，而投降秦國的士會則建議利用晉將穿（趙之側室）“不在軍事，好勇而狂”的弱點誘使其出，后來晉軍果因穿之冒進而敗退。明乎此，可知杜牧實際上是肯定唐軍面對對手（吐蕃）的長期軍事優勢，選擇的是堅守以待其師老無功的正確策略，而不是冒險出戰以致“交綏而退”。這也與其后對唐宣宗之“今陛下用仁義為干戈，以恩信為疆場，所求必至，有斗必先，不遺一矢，不頓一刃，洗八圣旰食之恨，雪百年亡地之羞”的贊語相照應，更與杜牧所擁護的晚唐牛黨在邊疆上反對用兵，一意綏靖的主張相合轍。設若將“交綏”理解為“交戰”，則即意味杜牧這里是斥諷我軍怯戰，在《為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這樣正式莊重的文章場合，杜牧絕無可能如此“孟浪”。
通覽《夔府書懷四十韻》本詩，也完全看不出“凡百慎交綏”句有勸諫諸將求和避戰之意。此詩以“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開篇，起首即標明國家處于危難之際，而詩人的態度即為“揚鑣驚主辱，拔劍撥年衰”，這是明顯的以踔厲奮發自勵。詩中言“議堂猶集鳳，貞觀是元龜”，就是在給當朝君臣樹立起一個進取有為的政治榜樣，而貞觀政治的實現是以文臣敢諫、武將善戰為基礎的。同樣，“凡百慎交綏”句之前的“南宮載勛業”一句，涉及東漢開國的二十八名臣（后來杜甫《謁先主廟》詩中有“孰與關張并，功臨耿鄧親”之句，所謂“耿鄧”，即從漢光武帝起兵的耿弇、鄧禹）事跡，也無非進一步以前代歷史上積極進取的杰出典型來激勵當朝將相積極建功立業，不可尸位素餐。所以清人仇兆鰲解《夔府書懷四十韻》最后八句云：“深期濟世之人……前曰‘總戎存大體’，惜其遺患于諸鎮；此曰‘凡百慎交綏’，冀其敵愾于外夷……南宮事業，望之當事大臣，勿謂交綏而退可也。”（仇兆鰲《杜詩詳注》）可謂深得杜旨。
將“凡百慎交綏”強解為“謹慎用兵”（實質就是反對用兵），除了由于對基本字詞訓釋和詩意理解的偏差外，根本原因在于不能正確看待杜甫辯證的戰爭觀，換言之是將杜甫所樂見之勇武振作與杜甫所深非的窮兵黷武相混。杜甫的確反對不義之戰。玄宗統治后期的大開邊釁，杜甫不僅當時即能在一片狂熱之中高喊出“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前出塞九首》其一），“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兵車行》）的警世先聲，時過境遷之后，他還充滿遺憾地追議：“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其二）至于以悲憫之心沉痛展示戰亂之苦的詩句，就更是不勝枚舉。但是如果據此認為杜甫有“一向的反戰情緒”，顯然與實際不符。杜甫對戰爭的殘酷與危害是了然的，正因如此，他又深知很多時候非以戰而不能止戰的道理。在面對安史之亂、吐蕃陷京和西南軍閥騷動這三次較為嚴峻的軍事危機時，杜甫皆作如是觀，而絕不是一味調和妥協。
安史之亂發生之時，在京洛一帶的士人特別是陷賊者群體中，確實產生過類如后來抗戰時期有些人鼓吹的“曲線救國”論調的投降主張與實踐，但杜甫不僅自身不愿屈身事逆，而且在局勢尚未明朗甚至出現像九節度相州慘敗這樣的重大反復之際，依然堅持與賊作戰之志。作于唐肅宗乾元元年（758）的“三吏”“三別”，舊說多認為題旨是傷悼戰亂與憫懷百姓，但是這種傷悼憫懷，絕不會導致杜甫連支持伐叛戰爭的態度也會放棄。《新安吏》的最后十二句一再勸慰被迫應征的年輕壯丁，讓他放心從軍，其關鍵性的理由就是詩人認為當時王朝所進行的是一場以順討逆的正義戰爭，“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在杜甫看來，作為王朝子民，投身于此乃至付出犧牲是為義不容辭，盡管這一認識不免有歷史局限，但體現出杜甫面對叛亂勢力的堅決抵制態度。同樣，唐代宗廣德元年（763）秋的吐蕃攻陷長安事件以及其后兩年的西疆邊防危機，也一度震動天下。史載吐蕃陷京時，“（代宗）出幸陜州，（長安）官吏藏竄，六軍逃散”（《資治通鑒》卷二二三），此時遠在西南邊隅的杜甫，一方面揪心于長安周圍的“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傷春五首》其三），沉痛發出“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歲暮》）的責問，另一方面又激勵西川主帥嚴武能在南線給吐蕃以牽制，“已收滴博云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體現在其中的主戰態度都是顯豁的。唐代宗永泰元年（765），由于嚴武的早逝，蜀中發生崔旰之亂，并牽連到山南一帶，朝廷對此一意姑息，受命前往平亂的杜鴻漸唯知撫綏，而各地藩鎮亦觀望遷延，甚至詐降實叛，對此杜甫深以為非。其意在《夔府書懷四十韻》《往在》《壯游》《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等一時之作中反復申說，歷來注杜者多有發覆。如盧世傕解“前者厭羯胡，后來遭犬戎。俎豆腐膻肉，罘罳行角弓。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驅詣闕下，士庶塞關中”（《往在》）云：“時藩鎮不能赴援，故言安得自西徂東，布昭王命，使主將率民入關，以敵愾乎？”（《杜詩詳注》引）黃生則評《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云：“時諸將連兵討崔旰，勝負未決，杜鴻漸以節度使讓旰，而使諸將各罷兵。公蓋深憤此事，故于詩中吐露之曰……夫旰罪當誅，勢必藉兵，今乃與諸將同拜朝命，功罪不明……必殺崔旰，憤始攄矣。”（同前引）如果取其與后來《諸將五首》詩中“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等句對讀，可知杜甫在各種有害王朝安寧的內外危機臨近之時，從來都力主奮進出擊，堅決反對行茍安逃避之計，“凡百慎交綏”一句，意正在此。杜甫對于戰爭的態度，只能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一概而論，難免有失。
（作者：王樹森，系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