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教育之窗】

　　作者：田於筱

　　日本文部科學大臣馳浩前不久在談到將于2020年度之后實施的新學習指導要領時，明確表示日本將和施行已久的“寬松教育”政策訣別，但承諾不會削減學習內容，同時提高教學質量。

　　馳浩的這番言論讓民眾的目光再次投向“寬松教育”這一話題，以及圍繞“寬松教育”的種種是非爭議。

圖為日本學生在上學路上。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1、“寬松教育”是什么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一方面使得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顯著增加，人們對高等教育的訴求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家長對激烈的競爭導致高強度的學業要求產生質疑。日本社會圍繞教育應如何適應經濟的高速繁榮展開了大量討論，減輕學業負擔、改革大學入學考試的呼聲高漲，甚至成了重要的政治問題。

　　那個時代的考生大多出生于“二戰”后，經歷了經濟、社會、文化從戰敗的低谷到不斷上升的青少年時代，在穩步上升的社會環境下同時也面臨著激烈的競爭。有分析認為，這些人的父輩多出生于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從“二戰”中幸存，并成為參與創建戰后新社會的中堅力量。父輩的成功是白手起家的，并不是擠過高考“獨木橋”后獲得的。所以，出于慈愛之心，他們對應試苦讀、人為設置考分選拔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產生強烈懷疑。

　　生活條件大幅改善之后，有些家長就開始思考，我們的孩子為什么還要學得那么苦？怨聲載道的社會情緒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發布《關于改善小學、中學及高中的教育課程基準》的報告，指出“精選教育內容，旨在實現學生過上寬裕而又充實的學校生活的目標”。這個報告直接依從了民眾緩解下一代學業壓力的訴求，成為著名的“寬松教育”的標志，成為此后主導日本基礎教育30多年的方針。

　　在“寬松教育”方針下的30年里，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門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降低教學大綱的標準、減少規定學時和公立學校去重點化。例如，將小學至高中的總課時從5821課時減少至5785課時，《中學指導要領》的冊頁從261頁減少至123頁，公立中小學每周上課5天（原本6天），學生報考公立中學不能填學校志愿，只能按片區隨機入學等。“寬松教育”的一大特征就是學校學習時間的減少，中小學生平均每周課時減少兩小時，小學六年期間國語授課時間減少200多個小時，而教學以外的“綜合學習”時間增加約400個小時。“綜合學習時間”可以進行各種課外活動和社區活動，而不是教授課本知識。

　　然而，這些減負的政策手段根本沒有達到減負的效果，還產生了一系列副作用。

圖為日本學生在高強度學業壓力下顯出疲態。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2、“寬松教育”釀成四大“苦果”

　　日本政府當初推行“寬松教育”的本意是要減少教學中的死記硬背，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思考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生活能力等，試圖向一種更注重學生身心健康和綜合能力的教育方式轉變，但不曾想最終的結果是弊遠遠大于利。

　　首先，公立學校漸弱，私立學校大行其道。由于寬松教育政策只對公立教育機構起到約束作用，但學生的升學需求和競爭態勢并沒有發生顯著變化，因此私營辦學機構越來越受到民眾的歡迎。原本占據優勢教育資源的公立中學只能提供寬松的“托底”教育，導致那些志愿上一流大學的中學生紛紛投入私立中學。緊隨其后的便是，公立中學的優質師資也不斷流失。要考上好大學，不僅要上私立學校，課外補習學校也是必不可少的，這幾乎成為日本家庭的一種常識。根據文部省官方調查顯示，日本中學生上課外補習學校的比例從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的44.5％乃至1993年的59.5％。小學生上課外補習學校的比例也從12.0%到16.5%再到23.6％，節節攀升。據記者了解，幾十年來，日本課外補習產業蓬勃發展，經過一番市場競爭兼并，構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由四家機構把持補習產業。由于人們趨之若鶩，“四大塾”各自設置了不低的入學考試門檻，且不說高昂的學費，許多家長發現，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預習準備，連較好的補習學校都進不去。

　　其次，“寬松教育”政策給中產家庭帶來了倍增的教育負擔。“寬松教育”政策改變了整個社會的教育供給，中產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進，付出是巨大的。日本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家庭為私營教育機構作出了巨大的經濟貢獻。據統計，在日本國民可支配收入中，教育支出和補習教育支出從1970年前后開始逐年爬升，1976年開始實施的“寬松教育”政策完全沒有影響到這個上升趨勢。更令人擔憂的是，升學率卻一路下滑至1970年后的最低谷。

　　再次，教育標準的降低，造就了日本的“寬松一代”。“寬松教育”政策整體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標準，看似學生有了更大的自由學習的空間，其實這個年齡的學生既不充分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會需求，甚至不了解競爭游戲規則。自主選擇適合的教育資源既超出了學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數家長的見識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會規則的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多數家長在為孩子做學業選擇時手足無措，心態焦慮。私營培訓機構的營銷誘惑、家長間的模仿與攀比、恨鐵不成鋼和病急亂投醫等心態都造成超量教育、過度補習，結果加重了學業負擔，適得其反。于是，日本社會出現了“寬松一代”。生活在“寬松教育”期間的“寬松一代”們，童年生活是在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不景氣和不安定的社會狀態之中度過的。在行將踏入社會時又碰上次貸危機引發的就業“冰河期”。踏入社會后，他們又必須面對不穩定的雇傭狀態和日本20歲至29歲年輕人平均收入年年下降的“窮忙”現實，最終被社會打上了腦袋空空、目中無人、胸無大志、唯唯諾諾等標簽。

　　最后，“寬松教育”帶來日本國民學力下跌。在四年一次的國際PISA標準化測試中，1999年，日本的數學應用和科學素養位列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15國第一，閱讀理解位列第八。到了2003年，數學跌了5位，閱讀理解跌了7位。2007年，科學第六、數學第十，閱讀理解已淪為墊底的第十五位。近年日本國內調查顯示，小學生4人中便有1人弄不清“平均”的含義，更有玩笑說一個小孩拿5000日元出門買東西，回來都不會計算應該找回多少錢。“大學生數學基本調查”結果也非常不樂觀。

圖為日本學生在參加考試。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3、“寬松教育”給我們的警示

　　日本的“寬松教育”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我國正在進行的中小學生減負工作。今天的中國人面臨著與30年前日本人同樣的疑問。為什么經濟社會發展了，教育供給更豐富了，我們孩子的學業負擔卻越來越重了？中日兩國相似的社會背景，使得日本30多年“寬松教育”的經驗教訓對我國有很大的借鑒意義，我們可以從中汲取一些東西，少走一些彎路。

　　首先，在基礎教育改革中，是否能夠正確處理改革理念與實際操作的關系問題，決定了改革的成敗。有專家認為，日本政府希望改變過去重視學科知識、輕視實際能力的“舊學力觀”，通過創造寬松而充實的學習環境來培育學生的“生存能力”，其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也符合時代的需求。不過在實際的操作中，日本政府僅僅單純追求時間的“寬松”和課程的“寬松”，沒有厘清掌握、應用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學科學習與“學力”或“生存能力”的基本關系，也沒有認真探究哪些授課內容是應該刪減的，哪些課業負擔是合理的、必要的和有效的，怎樣的教育模式才能夠讓學生得到寬松且充實、全面的發展。這樣，一方面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時間上確確實實全面“寬松”了，另一方面又將基礎知識以及基本技能的學習與“學力”割裂開來，自然使“寬松教育”淪為“放松教育”，學力下降也就成為必然。

　　其次，如何看待基礎知識、基本技能的培養和自主學習、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之間的關系，是教育改革必須處理的具體問題。日本“寬松教育”慘遭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便在于將兩者認定為二元對立的關系，兩者必須擇其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如果光學習知識不思考實際問題，所學知識并無意義，但一味強調培養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充分學習基礎知識，最終也不過是空談而已。

　　再次，盡管日本的“寬松教育”也標榜培養具有豐富人性的學生，但是它始終是依托課程改革展開的，重點放在課程時間、內容的調整以及保障學力之上，而品格培養、道德意識和行為習慣的形成不知不覺成為“軟指標”，被置于重點之外。在多年來的教育改革中，如何解決校園暴力、拒絕上學、青少年犯罪等“教育病理”一直都被提上議事日程，但是這些問題非但沒有減少，反而還有上升趨勢。就此而言，如何促進課程內外學習的融合，使學校、家庭、社區形成合作關系，共同促進學生形成豐富的心靈、健康的人格以及作為公民參與社會生活的基本能力和態度，讓每個孩子都能得到全面的發展，是保證教育改革能夠在更廣闊的視野下深入進行的重要問題。

日本學生的書包日漸沉重。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最后，要避免重蹈日本“寬松教育”的陷阱，還必須謹慎處理好公辦學校與民辦學校的關系，要做強、做大公辦教育，提高公辦教育的競爭力，通過財政等手段管控好公辦學校、優質民辦學校的投入和質量差距。更要在教育規律的指導下開展減負，減負遠遠不是少布置一些作業，早兩個小時放學就能夠解決的。民辦教育也是教育的重要一環，不能只是嚴厲管控，而是要通過必要的監管和引導，比如規范招生和管理，制定精細化、透明化的“個性化服務”收費政策限制高收費，讓其更多地承擔維護社會教育公平的責任。

　　寬松教育和灌輸式教育是兩個極端，我們往往會陷入了一個在兩者之間不斷反復的怪圈。非此即彼，通過否定一方，來接受另一方，反反復復。面對已經被異化的教育，如何推進改革是一個國際性的難題，將“學”與“思”融合在一起，在寬松教育和灌輸式教育之間取得平衡，是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在日本“寬松教育”的經驗教訓中，最值得我們引以為鑒的就是，教育改革一定要深思熟慮，謀定而后動，寧可緩慢推進，切莫輕舉妄動。試錯或許可以是其他領域改革的常態，而教育改革是最不允許失敗的，以犧牲一代人作為代價，是不能承受之痛。對于人的培養關乎每一個生命、每一個家庭，繼而影響整個社會，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決策者都應該心懷敬畏，慎之又慎。

　　《光明日報》（ 2017年07月19日 15版）